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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


□ 江少宾

  一
  
  灰尘。那么多的灰尘。飞扬,或者盘旋在低空。我从身前的车辙里,从身侧的后视镜里,一次次地看见,这些夹道相迎的身影。我相信:只要我一伸手,就能够握住它们。只要我探出头去,就会身陷其中。
  在决定回乡的前夜,母亲说,你放心吧,路修得排场,小车可以一直开进牌楼村。而此刻,我就颠簸在牌楼村的机耕路上,代替母亲迎接我的,是夹道而来的灰尘。它们比我更为执著,像这条唯一通往境外的机耕路,十几年了,路上的积水,依然在照彻自己年轻时的面容。我出门时,它们夹道欢送;我归来时,它们夹道相迎。它们似乎一直记着我的样子,而我的远行和归来,对它们而言,都像是生死之约,一诺千金。
  从密封的车厢里下来,我依然是一头一脸的灰尘。事实上,正是这些灰尘使我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牌楼村里的农民。我喜欢这样的形象,这使我可以近距离地靠近乡土和母亲。我甚至有意说起了乡下的土话,我不想让人们从我的口音里判断,我是个轻易忘本的人。在城里,我努力地学说普通话,我也只有说普通话,否则,我会被认为是个不合时宜的落伍的人。我不想落伍,如果我落伍了,会使母亲非常伤心。从土话到普通话,在我,是一个艰难的训练过程。事实上,一个孩子一旦接触到普通话,普通话就成了他的方向,而土话则成了他的敌人。一种话语所代表的文明以及文明背后的力量,从来都无与伦比,一直都居高临下。也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土话的天敌,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和农民的威慑、歧视和阻拦。
  母亲打水给我洗脸,顺着母亲的背影走过去,我便看见了六岁那年的水井,布满青苔和地衣的水井。六岁那年,母亲去田里上工,比我大一岁的花莲带我在水井边玩,谁知道呢,我踩上了青苔,一失足,就跌进了夏季满满的水井。我应该是挣扎过了,但没有出声。我一向不喜欢出声,即便是可能的死亡,也无法改变我的本性。花莲当时应该是吓傻了,只知道一个劲地哭,却不知道伸手抓我一把,或者是呼救。我是被放学的红海给救上来的。红海,其时大约是上高中了吧,他比我高一个头,比花莲高半个头。据说他一伸手,就抓住了我的头发,又抓住了我的胳膊和衣袖。我在红海的手上看到了一小撮湿漉漉的头发,花莲还在“呜呜呜”地哭,红海狠命地瞪了她一眼,尔后,又摸摸我的头。
  我没有一丝痛感。相反的是,哭泣的花莲让我感到了害羞。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懒得理花莲,我宁可一个人玩,我宁可不要她的花生。花莲的母亲,我的五婶,为此一个劲地向我母亲道歉,还送来了十几个鸡蛋,言语里赔着小心。鸡蛋,是月子里的妇女才有资格享受的“补品”,看在鸡蛋的份儿上,我终于和花莲重归于好,只是,花莲再也不敢带我去水井。水井,也几乎成了我童年最大的禁地,没有母亲的容许,我断无接近的可能。
  我一直对水存有巨大的排斥。及至到了今天,江边长大的我,对室内豪华的游泳池,也提不起一丝精神。平静无波的水面是个蒙蔽,埋藏着重重的危机,和无数的可能。多年之后,我去了江边的藕山中学读书,黄昏,浩荡的江面上,时常可见渡江的水牯,或者是水性好的男同学。但我依然存有巨大的心悸,他们的每一次沉浮,都像是出没在我的心脏里。我不能体味游泳的快感和乐趣,这成了一个宿命,或者是,童年的那次阴影,我一直无法挥去。经年之后,我读到毛泽东的诗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才于浩荡的诗意里懂得,这种后天的缺失,于我,几乎就意味着再一次蒙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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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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