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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


□ 江少宾

  一
  
  灰尘。那么多的灰尘。飞扬,或者盘旋在低空。我从身前的车辙里,从身侧的后视镜里,一次次地看见,这些夹道相迎的身影。我相信:只要我一伸手,就能够握住它们。只要我探出头去,就会身陷其中。
  在决定回乡的前夜,母亲说,你放心吧,路修得排场,小车可以一直开进牌楼村。而此刻,我就颠簸在牌楼村的机耕路上,代替母亲迎接我的,是夹道而来的灰尘。它们比我更为执著,像这条唯一通往境外的机耕路,十几年了,路上的积水,依然在照彻自己年轻时的面容。我出门时,它们夹道欢送;我归来时,它们夹道相迎。它们似乎一直记着我的样子,而我的远行和归来,对它们而言,都像是生死之约,一诺千金。
  从密封的车厢里下来,我依然是一头一脸的灰尘。事实上,正是这些灰尘使我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牌楼村里的农民。我喜欢这样的形象,这使我可以近距离地靠近乡土和母亲。我甚至有意说起了乡下的土话,我不想让人们从我的口音里判断,我是个轻易忘本的人。在城里,我努力地学说普通话,我也只有说普通话,否则,我会被认为是个不合时宜的落伍的人。我不想落伍,如果我落伍了,会使母亲非常伤心。从土话到普通话,在我,是一个艰难的训练过程。事实上,一个孩子一旦接触到普通话,普通话就成了他的方向,而土话则成了他的敌人。一种话语所代表的文明以及文明背后的力量,从来都无与伦比,一直都居高临下。也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土话的天敌,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和农民的威慑、歧视和阻拦。
  母亲打水给我洗脸,顺着母亲的背影走过去,我便看见了六岁那年的水井,布满青苔和地衣的水井。六岁那年,母亲去田里上工,比我大一岁的花莲带我在水井边玩,谁知道呢,我踩上了青苔,一失足,就跌进了夏季满满的水井。我应该是挣扎过了,但没有出声。我一向不喜欢出声,即便是可能的死亡,也无法改变我的本性。花莲当时应该是吓傻了,只知道一个劲地哭,却不知道伸手抓我一把,或者是呼救。我是被放学的红海给救上来的。红海,其时大约是上高中了吧,他比我高一个头,比花莲高半个头。据说他一伸手,就抓住了我的头发,又抓住了我的胳膊和衣袖。我在红海的手上看到了一小撮湿漉漉的头发,花莲还在“呜呜呜”地哭,红海狠命地瞪了她一眼,尔后,又摸摸我的头。
  我没有一丝痛感。相反的是,哭泣的花莲让我感到了害羞。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懒得理花莲,我宁可一个人玩,我宁可不要她的花生。花莲的母亲,我的五婶,为此一个劲地向我母亲道歉,还送来了十几个鸡蛋,言语里赔着小心。鸡蛋,是月子里的妇女才有资格享受的“补品”,看在鸡蛋的份儿上,我终于和花莲重归于好,只是,花莲再也不敢带我去水井。水井,也几乎成了我童年最大的禁地,没有母亲的容许,我断无接近的可能。
  我一直对水存有巨大的排斥。及至到了今天,江边长大的我,对室内豪华的游泳池,也提不起一丝精神。平静无波的水面是个蒙蔽,埋藏着重重的危机,和无数的可能。多年之后,我去了江边的藕山中学读书,黄昏,浩荡的江面上,时常可见渡江的水牯,或者是水性好的男同学。但我依然存有巨大的心悸,他们的每一次沉浮,都像是出没在我的心脏里。我不能体味游泳的快感和乐趣,这成了一个宿命,或者是,童年的那次阴影,我一直无法挥去。经年之后,我读到毛泽东的诗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才于浩荡的诗意里懂得,这种后天的缺失,于我,几乎就意味着再一次蒙蔽。
  事实上,许多源自童年的经验都是一种蒙蔽。但无法更改的事实是,它们似乎都有着一种神秘的走向,沿着你的血脉,一点点地,渗透进你的骨头里,让你在经意或不经意间,改变了自己。
  
  二
  
  童年睡过的被褥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母亲特意为我赶制的一床新被子。它厚实而温暖,有一种阳光的味道。我身陷其间,身下是同样厚实的床板,中间已经凹了下去。静极的乡下,几无人声,蒙眬间,我一直能听见母亲在堂屋里来回的脚步。细碎的脚步。高低的脚步。
  这是还乡第二天的早晨,我能闻见从灶间弥漫出的鸡汤的香气。昨天母亲说,去年养了三十多只小鸡,但存活下来的,不到四分之一。去年,村里闹过一次鸡瘟,母亲告诉我的时候,我怀疑是禽流感,便在电话里让母亲去山上深埋,再把那些健康的鸡适当地进行隔离。母亲是个地道的文盲,看不来报纸(事实是也没报纸),也不喜欢看电视,常常是天一黑,头就陷在枕头里。母亲对我的话一直是信的,她多次这样教育乡下的侄女:你小叔能过过的,写了许多字。你不好好念书,就不认得小叔的字。但这一回,母亲没有听我的,她不但没把鸡群进行及时的隔离,还吃了那些死去的鸡!我知道母亲是舍不得,母亲说,干吗要埋呢,能吃的。母亲这辈子,从没浪费过一样“不该浪费的”东西。家里的针头线脑,只要是能利用上的,母亲都藏在自己的床头柜里。母亲吃到第三只死鸡的时候,就发起了低烧,吊了三天水,灼热的红晕还是没有从脸上撤离。我在城里,母亲在乡下。我便在电话里埋怨起了母亲,甚至发起了脾气。电话那头的母亲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低言低语,终于不再坚持自己认定的“道理”。母亲的低声下气,让我生出大把的心痛,仿佛,她真的成了一个孩子,而我,是个大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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