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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了解“汉学家”


□ 陈国球

  众所周知,现今学界所谓“汉学家”,是“Sinologists”一词的中译。这是西方对从事有关“中国”研究的学者的统称。这个称谓在过去(尤其是二十世纪以前)定位相当清晰,因为对西方学者而言,有关中国的种种学问,与西方的知识世界有相当的距离,故可以划成一角,供少数专家用心钻研。然而,至今文化认同历经散聚游移、学术范式不断拆解整合;此际要追问何谓“汉学家”?或者会带来有趣的思考。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曾向一位从牛津大学过来的同事提问,他的答案是:“汉学家”是学养精深、见闻广博的中国学问研究者,如牛津大学的龙彼得教授(Pier van der Loon, 1920—2002),毫无疑问就是其中一位卓越的代表;至于他本人业师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却只会自许为专长于“中国史”的“历史学家”,而非汉学家。如果这个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话,“汉学家”在欧洲学界中已日渐退隐于“昔日的黄金岁月”。不过,当我把同一问题向我校几位研究生提出时,他们脑海中“汉学家”的形象重点却由研究课题转移到从事研究者的国族身份之上,“汉学家”之前即使没有加上“西方”、“日本”等限定语,这些学者和他们的成果也都属于“海外”或者“境外”的。这种理解相信是现今大部分中国学者所共有的。
  所以说,在西方“汉学”之成立,原是为了区划出一个特殊的研究范围;是西方对异地文化或者文明的一种考察,其考察方式与西方固有的学科分门如经典学、哲学、语文学等,可以互不统摄。例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还见到汉学家约翰·波普(John Pope)有这样的主张:“一般的”艺术史专家并不能胜任属于“汉学”范围的中国艺术研究(参《汉学或艺术史》〔“Sinology or Art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3/4 (1947): 388—417〕)。不过这种切割,随着现代学科知识的膨胀繁衍和文化的交叉错杂,已日益困难;于是昔日自成一角却又包容广泛的“汉学”,就渐向黄昏了。我们只要对照萧公权于不到二十年后在美国发表的《中国研究与专业学科》(“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964〕: 112—114)的观点,就可以见到这个趋势。今天可能还有空间范围相类似、但更偏重当代情势的“地区学”(area studies),然而不少优秀的西方学者却积极在不同的专业范围(如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或者比较文学)与中国主题以外的同行交流对话,在西方学术主流中谋求应有的席次。回到中国的学术环境,“汉学”既以从事者的国族与文化背景为界划原则,一经圈定,中国学者就有与“外国”汉学家在同一学术领域中比较竞技的假想。由此又衍生了“中国强还是外国强”这种从“民族大义”出发的心结。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讨论“什么时候‘汉学’中心才能搬回中国北平”,大抵就是源自这种竞赛心理。正如上述,当今的“海外汉学家”不外是各种学门中以中国为主题的专家学人。和中国境内从事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等研究的人员一样,当中自有高下良莠,很难一概而论。对海外汉学成绩的认知,不妨博闻多识,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其个别的学术成果为主要根据。如果某位外地学者对《水浒传》的繁简本问题梳理得比前人都清晰有据、对鲁迅的幽暗意识有更深刻的发掘,我们都应该尊重、应该细参,如同尊重国内杰出的“水浒”和鲁迅专家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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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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