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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


□ 吴 铭

  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必然会给整个政治社会领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随着失业浪潮、社会分化等问题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积累,社会运动开始成为全球范围内常见的现象。分析和了解各种社会运动的历史和内在结构,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理解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情势下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纪的终结与九十年代》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注意。这本文集的一个中心问题和核心线索即是社会保护运动。
  收于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成于“九十年代”(从最早的一九九四年到最晚的二○○七年),一些篇什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曾经引发中国思想界的激烈辩论,不过在此前知识界的讨论中,作者对社会保护运动的长期关注,并未引起充分注意。这本文集的篇章安排突出了社会保护运动的中心位置。比如,汪晖在一篇根据与崔之元、周小庄联合调查所写的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之后,还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职工殷子宏等诉扬州市政府案的部分卷宗列为文章附录。这篇报告和附录跟其他讨论当代思想与社会理论的论文放在一起,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从社会保护运动的线索和视野来看,这篇报告的编入,正是要突出资本的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运动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
  
  两种社会主义的区分与当代社会保护运动
  
  曾引起颇多争论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下简称“一论”)以及《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下简称“再论”)等文,集中阐释了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保护运动及其理论内涵,其中的关键则是区分两种社会主义。
  “一论”指出,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和晚清以降中国社会运动的最基本特征。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现代性问题,市场社会的扩展及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必然伴随着自发的、未经计划的社会保护运动,这一冲突构成了十九至二十世纪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动因,也成为现代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动力。现代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克服这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无法解决现代性的内在危机,而且最终汇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同时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也仍然无法解决这一内在矛盾,二○○八年爆发的规模罕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最近的例证。
  “再论”一文区分了两种社会主义概念:一种是作为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而另一种则是在国家垄断和市场扩张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保护运动,它以反对垄断和要求社会民主为特征。根据《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的进一步讨论,前一种可称为“去政治化的”社会主义,后一种可称为“政治的”社会主义。这一区分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且是一直积极活动着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运动,它既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存在于国家政治结构中。传统的作为国家体制的社会主义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后面这种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的衰落。由于伴随着传统社会主义衰落而来的往往是市场社会肆无忌惮的扩张和垄断力量的巧取豪夺,倒是会有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兴起来回应这种扩张和破坏。这一区分在汪晖对“短二十世纪的终结与九十年代”的论述中非常关键,它是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要害所在。
  在这两种社会主义之间,“政治的”社会主义本身即是对“去政治化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体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保护运动中,既包含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危机的批判,又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即在于“政治的”社会主义这一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在形成八十年代末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因素中,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批判性的动员力量,是一个极易遗忘却又极为重要的方面。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区分了两种并不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第一种产生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观察,用柄谷行人的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参与性民主,它不仅是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在生产关系的实际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第二种是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这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必要区分和张力逐渐消失,一方面导致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另一方面则使得政党与大众的距离日益扩大。这样就带来了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国家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进而使国家成为一种包含着参与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
  汪晖认为,“文革”初期的一个特点是,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毛泽东当时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但这一政治实验以众多悲剧性事件和失败而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政治实验本身包含了“去政治化”和自我瓦解的倾向,包括重塑等级关系的社会主义体制与打破等级关系的社会主义诉求之间的冲突,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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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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