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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识的追寻与表现


□ 余志平

  文学的生命意识这一命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是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的。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郭沫若就提出了“生命底文学”这一观点,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随后,只想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神庙”的沈从文先生更是极其崇尚生命哲学,他曾坦率地说:“我们对‘文学’与‘人生’看法,和别一部分人虽无是非可分,无高下可分,然而却实在有些不同……要紧处或许是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向深处走,多读些书,多明白些事情,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从生物学上说来,不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物,虽复杂依然脱不了受自然限制。”他还声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韩立群发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充溢着自觉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不仅表现为对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而且表现为对生命本能的热烈弘扬。”他在《萧萧》、《柏子》、《边城》中所写的人物,无不从生命与人性的角度去表现,而绝不以道德、政治的眼光去评判。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命本体论重新被人们认识和尊崇。刘晓波崇尚个体生命的艺术论成为生命本体论的激进前奏:“艺术作品决不是别的什么,它仅仅是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的不可重复的纯粹形式,是作家独特生命的形式化,也就是把那些直接感受到的内在生命的一切骚动转化为可感的艺术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去激发和唤醒其他人的内在生命。”
  在某种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就是一个文学的生命意识不断苏醒的三十年。文革时期对人性论的禁锢,使文学丧失了“五四”文学表现普通人情感与生命状态的健康纯正的文学精神,退化成一味迎合政治服务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一大批作家打破禁区,关注个体生命,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在创作中融入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值得关注的是,汪曾祺传承了沈从文的文学精神,其著名短篇小说《受戒》就是他“四十年前的一个梦”,不守清规戒律的和尚们的世俗生活,成了他书写和讴歌人性的载体,明子和小英子的故事表征的是他儿时难以忘怀的生命体验。
  而被评论界称为“短篇小说王”的刘庆邦也正是八十年代真正开始他的小说创作的。自出道以来,他一直秉承文学表现复杂的人性,表现丰富的生命意识这一纯粹的创作理念,在他几百万字的小说创作中,生命意识始终贯穿其中。他学习沈从文和汪曾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沈从文在新时期的传人。关于文学应该表现什么,刘庆邦有着与沈从文类似的阐述:“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一次访谈中,记者提出如何看待他的小说中所写的法盲和残暴,他说,“我写了一些残暴的行为,主要是想写生命的状态,写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很少从法盲方面考虑问题。”他认为这些行为“不是简单的社会性和法治性概念所能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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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小说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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