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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酒吧


□ 董炳月

  东京有许多酒吧,也有许多从事社会运动的革命者,因此革命者进酒吧是正常的也是平常的。不过,我明确意识到革命酒吧的存在,是在滞留东京期间随小森阳一先生参加一次活动之后。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周二,下午是读书会。三点四十分开始小森先生为我与岛村辉、林少阳三人讲日俄战争中的“横死”问题,五点刚过读书会即提前结束,因为小森先生要赶往永田町的国会大厦。那正是日本和平运动者与教育界人士为保卫《教育基本法》举行抗议集会的关键时期。基于日本和平宪法(一九四六年)制订的《教育基本法》从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实施,被视为教育宪法。但是,近年对该法的修改成为保守化的日本政府修宪的第一步,十二月十五日将在参议院对修正案举行最后表决。每到周二傍晚,数百名和平主义者、护宪人士便聚集到国会大厦与议员会馆之间的马路边,散发宣传材料,喊口号,唱歌。小森先生是核心人物,必须到场给大家鼓劲。匆匆离开教室之际他说,晚上七点还要在新宿的一个酒吧讲宪法问题,我们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参加。兴趣大家都有,我更想知道新宿这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方怎么会有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酒吧。
  那个酒吧名叫“红布”,在东新宿明治大道东侧一座大楼的地下一层。面积很小,去掉舞台、柜台,观众席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放着普通的折叠椅,坐三十个人已经满满当当。舞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色长方木匾,上面刻着两个清秀的汉字“红布”,描金。汉字下面是英文的“red cloth”。在酒吧这种休闲场所讲护宪这种严肃的政治问题是一种尝试,所以老板特意请一位名叫真田晓子的年轻女士当主持人。真田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对政治话题相对熟悉。讲演会七点开始,真田拿出小森先生刚出版的文学政治学著作《词汇之力,和平之力——现代日本文学与日本宪法》(鸭川出版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对小森先生的研究经历和学术成就进行了简单介绍,接着小森先生以“何谓改宪”为题,用大概一个小时讲解和平宪法的基本精神、改宪派主张的要点与目的等等。讲演之后是音乐表演,歌手名叫大木温之,演唱的第一首歌是《和平》。曲目显然是与讲演主题搭配的。演唱结束之后进入自由交流阶段,真田得知在场的有我这样一位中国人,便过来打招呼,说是对中国感兴趣,读过藤井省三撰写的有关鲁迅的书。我问她一个酒吧何以举办这种政治性的讲演,真田便喊来了酒吧老板猪狩刚敏先生。问猪狩先生店名何以叫“红布”,他回答说红布就是战旗,红色表示革命。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个店本来是中国人开的,好像是经营饮食业,他接手之后改装成现在的样子,做酒吧。柜台下面,确有红布做的围帘一样的装饰。大家喝着啤酒、葡萄酒、饮料,吃着三明治、比萨饼、炒面条之类,谈论日本宪法以及海外派兵、防卫厅改防卫省(国防部)等现实问题。地下室的隐秘性和昏暗灯光造成的朦胧效果,与政治话题的现实性、尖锐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比起平时在会馆、教室等公共场所进行的政治集会,那种活动中的政治性似乎浸透到了生活的更深处。小森先生因为同一政治问题从永田町的国会大厦走到新宿的酒吧,用自己的脚步建构了一个更有层次感和纵深感的政治空间。就像他在《词汇之力,和平之力》中从和平宪法的角度对日本现代文学进行重新发现,建构了一个“文学政治学”的空间。
  遗憾的是,护宪派的斗争最终未能阻止日本政府的行动,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和防卫厅升格防卫省法案同时在参议院表决中通过。
  去“红布”五个月之后,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的读书会,小森先生为我们讲“现代读者的成立”。晚餐之后他匆忙乘新干线去八百里外的滋贺县,准备参加次日一大早将在那里举行的民众集会,岛村则领我与林少阳来到新宿,见识一家主要演唱老歌和革命歌曲的酒吧。
  酒吧名叫“ともしび”(tomoshibi),这是汉字“灯”的日语平假名写法。有光明、指引方向的意思。“灯”在新宿车站东口靖国大街南侧一座临街商业楼的六层,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演唱尚未开始,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大厅里坐满了客人。客人多为中老年,还有穿工作服的。演出开始,有单人表演,有手风琴伴奏的演唱,有手牵手、肩并肩的合唱。曲目以《卡秋莎》等苏俄歌曲以及《北上夜曲》之类的日本老歌为主,主题多为怀旧、革命、和平、爱等等。演唱者很投入,听众或拍手或随着唱,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其实台上与台下本无明确的界限。表演形式与表演内容、气氛,把我带回上个世纪中国的七八十年代。“灯”的老板名叫大野幸则,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先生,清瘦,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岛村把我介绍给他,他过来交谈,很热情。岛村和几位客人合唱了几首歌,十一点左右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有客人进店。
  两天之后,一叠关于“灯”和“歌声吃茶”的材料寄到我手里。有报刊的采访报道,有“灯”的活动介绍。那是大野先生寄来的,因为我对他说自己对“灯”和“歌声吃茶”感兴趣。大野先生在信中说,五年前《北京周报》特派员曾与他商量是否有可能在北京推行“歌声吃茶”活动,所以他到北京去了两次,与北京市民进行交流,在景山公园一起唱歌。二○○七年是市民交流年,“灯”的同人们将与中国儿童剧院进行交流,年底会邀请中国的四个剧团到日本演出,并打算去中国拜访战后抚养日本残留孤儿的中国养父母们等等。后来没再与大野联系,我不知道“灯”的计划是否都已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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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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