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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症结在哪里


□ 李遇春

  我虽然能理解五四先驱倡导新诗散文化在当时的历史合理性,但我还是认为.已经到了认真清算新诗散文化流弊的时候了。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文学主张,新诗散文化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尽管它一举颠覆了中国古典诗体,但它并没有及时建立起令国人信服的新诗体。

  尽管有好事者总在宣称诗歌已经死亡,但事实上诗歌还活着,而且在这个新媒体时代里活得很滋润。无论新诗还是旧诗,各种大大小小的诗歌争鸣不绝于耳,这说明人们对诗歌并没有丧失热情。然而,中国新诗的名声这些年来并不好,甚至快到声名狼藉的地步了,以至于人们越来越怀念旧诗。那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命脉,近百年来并未因新诗的压迫而缴械,而是在艰难的压抑中曲折地生长。这里我不想谈什么新旧诗之争,一切是非曲直自有历史和现实作结。我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以中国古典诗词或旧体诗词为参照,我们的新诗究竟出了什么状况?新诗的症结又在哪里?

  老实说,中国新诗的现状并不乐观,几乎快要走进死胡同了。新诗的问题可谓多矣,,比如缺乏诗意,难臻诗境,诗格不高之类,但我以为最根本的症结还在于诗体建设上。新诗发展近百年但还是“不得体”,这实在是一件令中国诗人应该感到尴尬乃至惭愧的事。人有人体,物有物体;文有文体,诗有诗体。世上万事万物都有个“体”的问题,体无一定之规,但一定要得体,不得体就很难站得住脚。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那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中国古典诗词之所以具有千古魅力,至今让人恋恋不忍割弃,除却情思意境的高妙,“得体”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从四言诗到楚辞体,再到五言诗和七言诗;从古体诗到近体诗或格律体;从诗到词再到曲,中国古典诗歌一直在追求能够体现汉语汉字特质的民族化诗体,并且取得了今后人高山仰止的艺术成就。而中国新诗最初发动“诗国革命”,正是从“诗体大解放”开始的。对于新诗教父胡适而言,晚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诗体上还不够解放,还没有完全跳出古典诗体的巴掌心。诸如退回到格律不甚严的古体,采用言文相对合一的古白话,推崇宋人的“以文为诗”之类。这在胡适的眼中远远谈不上革命,真正的“诗国革命”必须彻底废除古典诗词格律,走现代汉语的诗歌散文化道路。

  胡适的名言“要须作诗如作文”,并非简单地学习宋人宋诗,而是祭起了中国新诗散文化的大旗。其后,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废名的《谈新诗》、艾青《诗论》等,都是沿着新诗散文化的论调而摇旗呐喊的。废名当年在北大的讲稿《谈新诗》,其基本观点就是:新诗在内容上是诗的,而文字上必须是散文的。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在新诗论中的集中表现。笔者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为新诗散文化一辩》,那时我以为新诗散文化属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是必须拥护的。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从现代化情结中醒悟,现在的我虽然能理解五四先驱倡导新诗散文化在当时的历史合理性,但我还是认为,已经到了认真清算新诗散文化流弊的时候了。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文学主张,新诗散文化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尽管它一举颠覆了中国古典诗体,但它并没有及时建立起令国人信服的新诗体。虽然新诗史上也有自由体和格律体两说,但格律体的新诗归根结底还是自由体,新诗的格律化只是相对于新诗的自由化而言才能成立。如果面对中国古典诗词格律,新诗的格律化就已经是很自由的了。所以最能代表新诗诗体特征的还是自由体,而所谓自由体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就是无体之体。用郭沫若当年的妙语来说,新诗就是“裸体美人”,自由体当然就是“裸体”了。虽然郭沫若认为裸体的女人更美,但很多人不一定这么看,他们会觉得穿着得体的女人更美;同理,裸体或自由体的诗也不一定更美,人间自有格律体的好诗或美诗在,格律如同衣服,只要得体,就会给诗增添美感。而郭沫若所说的“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没有任何格律羁绊的自由体,对于新诗而言只不过是草创阶段的过渡产物。长远来看,中国新诗是需要走上现代格律化的道路的,我们必须寻找到适合汉语格律的新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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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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