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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辛苦,披沙拣金


□ 姚新勇

粗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为避免“民族”一词语义的含混,下文将尽量以“少数族群”、“少数族”替代“少数民族”或“民族”;而作为转引,则在“少数民族”或“民族”等词语上加引号),感觉它似乎仍然沿袭了原有“民族文学史”的体例,并存在不少相似的问题。例如:第一,仍然是按时间、族别、体裁、作家地位的高低等“自然因素”平面铺展式地来安排章节。第二,缺少对所论对象的系统的综合研究。第三,还沿袭了不少老套的思路与提法。而且由于缺少对一些传统思路和提法更严格的思考,以及平铺式安排章节的原因,造成了一些地方的行文脱节甚至自相矛盾。例如“民族文学”批评传统的惯例是,好肯定、少批评,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文献更是如此。《史论》按照这种惯例行文,在第一章和六章中高度赞扬了老舍先生一九六○年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是在七章第三节,却指出了此报告“忽略差异”将“‘不写异族情调’作为规约,把其他民族的文学规范当成模式,对民族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134页)。第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过分追求全面的问题,另外在确定论述对象的轻重时,也存在按职位和名声来定的情况,致使一些章节的安排比例失衡。例如,只懂汉语的作者实际无力把握非汉语的写作,不得不主要借助于二手资料进行相关的梳理,而对“民族语言”创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又相当不完备,与此相关的部分都非常薄弱。如“藏族小说”一章,共三十六页,而当代藏语写作的内容,才不过两页。另外像《史论》的最后一章,“发展中的当代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也非常薄弱,存在着显明的缺漏。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年《内蒙人民的胜利》问世,到一九九五年止,约有二百零六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被拍摄发行,而其中由“少数民族”人士独自或参与导演、编剧的至少也有五六十部,可是《史论》中,连只提了提名的影片算在内,也就二十多部。电影文学一章的总页数不过二十九页,而论述张承志和阿来《尘埃落定》的页数,就分别达十七和十四页。甚至像塞夫、麦丽丝夫妇这样杰出的蒙古族导演,竟然只字未提。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我仍然认为作者以二十年心血铸成的皇皇一百三十万字的《史论》是有多方面突破的当代文学史著作。
《史论》的突破性明显地表现在对“论”的重视上,这是以往“民族文学”非常缺乏的。论著的题目冠之以“史论”,在体例上分成两卷,上卷为“通论”,下卷为“作家、作品”。不错,这样的安排是有些生硬,但《史论》并非是就论而论、就史而史。“通论”部分中有丰富史料的支撑,作家、作品的分析,也体现出对关键问题、审美特质的努力探寻。更重要的是,全书在相当程度上被统一于“民族精神”这一内在线索之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灵魂整体性。
当然“民族文学”对“民族精神”的追求,并不是作者的创造或发现。少数族群文学创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由“社会主义性”向“民族精神”为第一性追求的转变。而且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民族文学”批评界对此方向也有了明确的自觉(参见姚新勇:《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建构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二○○四年一期)。出版于一九九五年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关纪新、朝戈金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书,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就是以“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的思考为中心环节的。然而“民族精神的追求”之于《史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理论与精神向度,更是丰富的历史现象的具体呈现。内在精神向度的贯穿,理论深度的追求,具体问题的细思,丰富历史材料的积聚,使得《史论》不仅突破了以往“民族文学史”的局限,更具有了重新考察历史、建构历史的激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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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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