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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与西方文学思潮


□ 闫月珍
内容提要 郭绍虞的二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有着内在的写作理念:第一,以纯文学作为文类基础;第二,借镜康德的先验之知发现庄子思想之精髓;第三,以进化观作为历史支撑。三者担负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架构,这也正是郭绍虞版本的文学批评史的独特之处。郭绍虞身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自觉地担负着改造社会启迪民智的历史使命,因而他的批评史写作理念与文学活动实践既相互激荡又相互牴牾。
  
  郭绍虞二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完成于1934年,下册完成于1947年)因其系统性奠定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创地位。但对于郭绍虞撰写批评史著作的内在架构,学术界并没有一个透彻的分析,这也是导致相关评价不够到位的根本原因。本文试图以二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对象,剖析郭绍虞组织架构文学批评史的内在理路,以期为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与评价寻找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提要大体勾勒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掏。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綮《本事诗》,旁探故实;刘敛《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种中矣。在《诗文评》提要看来,文学体裁的逐渐齐备为论文之作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上述论文著作,或备陈法律,或旁探故实,或体兼说部,大体上已经囊括了中国诗文评著作的几种主要形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录毕竟只是目录学意义上的诗文评。这些诗文评著作虽被分类于集部,有着共同的归属领域,但它们之间却缺乏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有机联系。《四库全书》集部之诗文评其目录学性质决定了其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史。这些彼此独立成体的论文和著作如何能够有机地联系起来,重新言说文学批评的历史,是超出于总目的编撰设想的。
  郭绍虞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材料的搜集,除《四库全书》诗文评类外,他还广罗史书中的文苑传、艺文志、选集别集中的序跋评注、诗话词话、书牍传志等,甚至笔记、评点、论诗诗也尽力网罗。因而能够“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另一方面是批评史观的建立,即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重构和重评传统诗文评,并以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使史的连缀成为可能。郭绍虞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到时人“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很有帮助。”这两方面的工作,正如朱自清所言:“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而如何成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系统,其切入点正在于郭绍虞所言“科学方法”,这与郭绍虞身处之社会思潮密切相关,这里拟对其分别进行论析。
  
  一 纯文学与杂文学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内容广博,郭绍虞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以两卷本的著作提纲携领地完成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概括,正得益于纯文学观念的介入。郭绍虞以“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别作为筛选文学批评材料的尺度和驾驭文学批评史的纲领。
  “文学”一词,学界往往以为是传自日本,但据意大利学者马西尼的考证:“早在19世纪此词已以“literature”之意来使用了,所以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日语借词”,西方来华人士最早以现代意义的‘literature’使用过‘文学’这一概念。”伊格尔顿在考察西方文学概念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只有在所谓‘浪漫主义时期’开始之后,我们对于文学的总概念才开始有所发展。‘文学’一词的现代意义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才真正开始流行。”浪漫主义运动赋予了想象和情感以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以想象和情感为文学的特质是近代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的直接后果。早期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正是在“纯文学”观念的笼罩下书写的。“纯文学”观念对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有条件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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