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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美与行动真


□ 阎立峰

  摘 要: 内容善和形式美是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的两个隐含要求。跟旨在追求行动真的叙事艺术(如小说、话剧和电影)相比,造型美的艺术体裁及艺术手法可以将形式之美感跟内容之善念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了“政治性”与“艺术性”难以统一这个长期困扰中国当代文艺的难题。
  关键词:“文革”文艺 形象思维 造型 行动 三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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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思维作为一种文艺创作方法,“文革”伊始就受到极“左”派的严厉批判,可是“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典型化”等形象思维范畴的核心术语,却又始终是文艺“左派 ”高举的创作旗帜,并被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纪要》语)的高度。“拨 乱反正”后人们开始为形象思维恢复名誉,批判“四人帮”的反形象思维论,于是“塑造形象 ”等概念,自然又作为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得到鼓吹和提倡。
  现在回顾那段历史公案,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形象思维视为文学创作的本质的一方,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当时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主题先行等创作倾向,以维护文学和文学家最起码的创作自由;这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然而特定条件下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形象思维真的就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本质。①无可讳言,形象思维其实是 个“载道”文学才会涉及的术语。为什么这样说呢?思维的目的在于获得认识而非得到娱乐(审美);既然为了认识,那么当有了现成(或虚构)的认识成果——真理(即“历史的必然性”)的时候,必然导致主题先行。这时的形象(“典型”),就是为人和世界下定义或者说对人和世界概括的结果( 尽管有着感性的外衣)。在上述意义上,“文革”文艺激进派其实才是标准的形象思维论者, 因为他们一贯的方针是:“革命文艺主要是通过英雄形象感染人、教育人。” ②这就恰如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所揶揄的:“用形象来思维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智力,使你‘感到过程相对而言是轻松的’,审美感就是这种节省的反射效果。”③
  借助于造型形象来“思维”是否合适,并非本文的关注点,我的问题是,即使要为现实和人生下定义,要为抽象的理念寻找感性形式,为什么一定要突出强调造型形象,而非叙事情节。是否因为在省去了中间环节情节后,更便于进行抽象观念的图解,而且还不缺乏必要的“艺术性”。
  关于情节动作(诗)与造型形象(画)的界限,莱辛在《拉奥孔》一书中的论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此后一般认为,情节因素是人的生活经验在文学作品中被反映和表现的产物,通常和性格并称。形象,则与情节行动相对立,属于造型艺术(绘画、舞蹈、雕塑、诗歌,当然也包括音乐形象)的要素。当然情节行动与造型形象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写实性的造型艺术,往往有情节的成分在,不然无法表达内容。分清了情节与形象,实际上就划清了以讲故事为目的的叙事文体跟以塑造形象为目的的造型艺术的区别。进而如果将主题看成革命信息的发出者,而将情节和形象看成是革命信息的两个终端的话,那么在1949年后的文艺实践中,红色小说、话剧与故事影片,我定义为叙事文体;革命现代京剧、芭蕾舞剧、钢琴伴唱,以及雕塑、红色歌曲等,我称之为造型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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