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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为何并如何?


□ 周 宪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讨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崛起反映了“后革命时代”知识政治的某种内在要求,关于它的论争体现出人文学术知识内部以及学者共同体内的某种张力。文化研究的沛兴导致了学术场域里象征资本的重新分配。作为西学东渐的一种范式,文化研究不断地提出本土化的要求,本土化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出本土性的中国问题,以及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这些问题时产生的差异感,进而促成知识范式的本土转换与创新。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着知识的学院体制化和商品化双重压力,恪守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现实关怀是保持其鲜明倾向性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文化研究 知识政治 象征资本 本土化 知识创新
  
  刘康教授的文章《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人文社科学术范式转换》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知识政治问题。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政治关联。他用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分析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兴衰过程。其次,反思性批判与知识创新问题。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如何反思性地加以批判,进而产生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议程和理论范式,由被动的“理论消费国”转向“理论生产国”。刘文对这些问题是从外部来加以审视的,我则想从内部来对这些问题加以考量。换言之,刘文关切的是中国知识界如何接受外来理论并加以创新,我关心的问题则是文化研究的崛起对当下中国及其知识生产意味着什么。
  作为回应,我将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文化研究上,暂不涉及区域研究问题。
  近些年来,有关文化研究可谓争论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也许是规律性的现象,举凡任何一种新范式、新思潮的出现,都会引发其知识谱系或合法性的争论。其实,当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思潮或研究出现在西方时,也曾引发过热烈的争论。当然,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还有一些值得深省的本土意义。
  在我看来,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点是作为一种西方的理论范式,文化研究在中国本土当代情境中是否必要。换言之,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文化研究如何从“西学”成为“中学”,成为本土化的问题意识的产物。另一点则是围绕着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争论,究竟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还是坚守文学研究抵制文化研究,或“第三条道路”两者互补。问题的核心是两种范式有无根本冲突或对立,如何处置这些冲突和差异。如果说前一个问题呈现为中西知识谱系之间的某种张力关系的话,那么,后一个问题则体现为本土知识内部不同研究范式的紧张关系。二者最终都关系到当下中国文化研究为何与如何的问题。
  以下,我将分几个不同的层面加以讨论。
  
  一、文化研究的知识政治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文化研究的知识政治问题。
  在当代社会,并不存在任何纯然客观或价值中立的知识。福柯关于话语形成的理论表明,权力必然和知识相伴相生并相互作用,离开权力,知识便失去其功能。所以,知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政治相关联。知识政治通常呈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福柯所说的权力对知识的控制与变形。大凡经历过“革命时代”的学人,对此一定不陌生。政治权威直接左右知识的话语形式,这是权力从外部对知识的政治宰制。不过,知识政治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它来自知识的内在要求和动因,强调知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介入和作用。如果我们从后一种形态的知识政治来审视,那么,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盛,大约可以看作是“后革命时代”特定知识政治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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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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