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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自反录


□ 余英时

  三联书店决定印行“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这六种著作的性质。
  《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和《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三部史学专著,各自成一独立的单元。这三部专著虽都标举了个别思想家的大名,但研究的重心则投注在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晚节考》详细追溯了方以智晚年的活动和他最后自沉于惶恐滩,但仍然不是一般意义的传记研究。我是希望通过他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试图揭开当时遗民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角,因为明清的交替恰好是中国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悲剧时代。这一精神世界今天已在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中获得惊心动魄的展开,但一九七一年我写《晚节考》时,《别传》的原稿尚在尘封之中。后来我果然在《别传》中读到方以智与钱谦益曾共谋复明,可惜语焉不详。在这个意义上,《晚节考》也许可以算做《别传》的一条附注。
  《论戴震与章学诚》则是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大转变,二十世纪初年以来史学家先后已提出种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说法虽各有根据,但我始终觉得还有一个更关键性线索没有抓住。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同在儒学的整体传统之内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既然如此,这一转变必然另有内在的因素,绝不是仅仅从外缘方面所能解释得到家的。我在罗钦顺(一四六六——一五四七)的《困知记》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性即理”和“心即理”的争辩已到了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境地,如果真正要解决谁是谁非,最后只有“取证于经书”。我在这句话里看到了一隙之明:原来程朱与陆王之间在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至此已山穷水尽,不能不回向双方都据以立说的原始经典。我由此而想到:为什么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现代学者一致强调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经学即理学”那句名言是乾嘉经学家的指导原则,这自然是事实。但是我在方以智为《青原山志略》(一六六九年刊本)所写的《发凡》中,也发现了“藏理学于经学”一句话,和顾炎武的名言如出一口。这岂不说明:从理学转入经典考证是十六、十七世纪儒学内部的共同要求吗?这样的线索越积越多,我终于决定做一次系统的研究,《论戴震与章学诚》便是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这部书自一九七六年刊行以来,在明清思想史的专门领域内曾引起了不少讨论,它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研究法尤为聚讼的所在。这些讨论主要是在海外(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学术界进行的。为了澄清误解,我在一九九六年的增订本《自序》中做了一次较扼要的回应。我说明“内在理路”是相应于此书的特殊性质而采用的方法;我并不认为这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惟一途径。不过我深信,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竟其全功。或者像程颢讥讽王安石“谈道”一样,不能“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而只是在塔外“说十三级塔上相轮”而已。现在三联书店将此书收入本“系列”之中,我盼望它能得到更多的新读者的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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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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