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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视阈


□ 汪介之

  朱栋霖教授主编的两卷本(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140万字,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的新成果。它与上世纪90年代问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一起,提供了中国新文学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酝酿、生成和发展演化进程的巨幅画卷,显示出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阈,也把我国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
  
  作为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学史著作,《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显示出一种鲜明的文学史观。学界已经注意到,主编朱栋霖,曾发表《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一文,提出了关于文学发展与演变的核心观念是人的观念、是人的发现及其演变的观点。在《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第一编“绪论”中,朱栋霖又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深入的阐发。他认为,文学史,就是在创作主体、创作对象(文学形象)、接受主体(阅读与批评)三个层面上,实践与表现着对人的不断发现。“什么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和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一句话,就是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表现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文学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实践与表现中不断地构成、丰富与发展着。朱栋霖指出:“20世纪中外文学的激荡,首先推动了人的观念的演变,即人的观念的一次次发现,由此构成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更迭和文学创作的变异。这是本书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一以贯之的视角。”(上卷,第8页)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凭借着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发展进程的熟知,朱栋霖高屋建瓴地描述了百年间的文学由于“人的观念”的演变而显示的不同阶段性特征。例如,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之开端的五四新文学的核心思想——五四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思想基础,张扬反封建与个性主义的旗帜。1928年以后,关于人的观念的裂变导致文学的分化组合:一方面,五四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在部分文学家那里得到了承续和弘扬;另一方面,左翼文学运动中提出了“阶级的人”的新观念,以阶级性作为人的本质,此外还有体现于通俗文学中的充分世俗化的大众人性观。50-60年代,以阶级论、革命论为核心的人的观念,决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那一时期文学的主导创作方法。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文学,则是对五四人的观念的再寻找,对人的逐步再发现。重要的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及其所显示的人的观念的演变,都是中外文学彼此之间撞击、交叉、互动、融合和升华的结果。上述文学史观不仅在本书“绪论”中得到了深刻的阐述,而且成为全书把握和描述20世纪后半期各阶段中外文学关系的纲领,并鲜明地体现在书中各编关于这半个世纪内中外文学思潮、流派、理论批评和作家作品相互比照的具体论述中。
  无庸赘言,尽管《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从崭新的视角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进程的学术专著,但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编著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始终是和外来文学与文化所给予的强烈刺激分不开的。如果说,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伴随着从古希腊到19世纪欧美文学的多方面的影响,那么,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进程,同样有着和外国文学的紧密联系。“文革”前的17年,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关系密切,其中既有“日丹诺夫主义”对中国文学政策和理论批评的影响,也有我国“百花文学”和苏联“解冻文学”的内在关联。进入历史新时期,西方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短短十多年中轮番被介绍到我国来。各种文学和文化思潮蜂拥而至,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的视野。80年代,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学经历了从形式层面到本体层面的一系列嬗变,“尼采的二度进入中国,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的大量译介,意识流文学的勃兴,荒诞派戏剧的受人关注,表现主义美学的全面影响”(上卷,第18页),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突出现象。到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存在主义热取代了弗洛伊德热和尼采热。这一时期许多令人眩惑的文学现象,如私人化写作、女性写作、先锋文学等,其背后无不深藏着存在主义的某些重要观念。如此看来,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正如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文学史程一样,其实是一部立足于中国本土,不断接纳、参照、“整合”外来文学并不断进行创新的历史。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便不能忽略对于同一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考察;只有以比较文学的立场与视阈,把中国当代文学放置于中外文学交流互动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阐明前者的价值、意义和独创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正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见长的朱栋霖先生积极“介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在推出产生广泛影响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之后,又领衔主编《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动因之一。两部大著彼此衔接,连缀而成一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学术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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