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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中的问题意识


□ 王彬彬

  “海外中国学人”刘禾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两本书:《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和《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语际书写》1999年10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跨语际实践》2002年6月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语际书写》中近三分之二的章节在《跨语际实践》中重复出现,而《跨语际实践》中的许多内容则是《语际书写》所没有的。《跨语际实践》无疑更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刘禾的学术观点。因此,本文想更多地依据《跨语际实践》来谈论刘禾的问题意识。
  其实,本文最合适的题目应该是《红楼梦》中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但因为这句话被用得太滥了,才另想出现在这个题目。我想说明的是:被刘禾当作绝大问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问题;而刘禾以逻辑游戏般的方式证明为“伪”的问题,则实实在在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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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禾在《语际书写》的“后记”中说:“这本书的写作是作者有幸与李陀对话的结果,其中许多想法都是在和李陀的激烈讨论之后才出现的”。李陀在为《语际书写》所做的“序”中则说,尽管该书各章论题“似乎有些分散”,“但是,刘禾却用一个大主题将各章有机地贯穿在一起,那就是: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在强调了这一“大主题”后,李陀进而强调:“刘禾提出的‘互译性’这个研究角度(一个常被人忽视而其实又非常重要的理论领域),从字面上可能会被人误解,特别是熟悉翻译理论的人更容易发出疑问:各种语言之间通过翻译来实行交往,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常见的、普遍的手段,它何以突然获得这样不寻常的意义,以至于可以从这里出发去寻找思想史写作的新框架?如此提出问题的一个前提,仍然是承认语言的透明性和翻译的透明性,并认为概念、范畴、理论等思想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地以本来面目越界而进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或另一种文化原先就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词和意义,翻译只不过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把对应的意义找到并凸显出来。但刘禾此书的一个重点(也是全书的一个支点)恰恰是对语言翻译上的这种传统观念做了破除和瓦解。她的批评是: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李陀在此表达了两层意思:一、认为翻译是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常见手段”的人,就一定会相信语言和翻译的“透明性”;二、刘禾的功绩在于破除了这种传统的谬见,强调了语言之间的“不透明性”。
  如果李陀误解了刘禾,那另当别论。如果李陀对刘禾的理解是准确的,那刘禾的问题意识则实在过于陈旧和低级。认为相信翻译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就意味着相信翻译的“透明性”,这是一种违背常识的误解,也可以说是厚诬了所有“熟悉翻译理论的人”。李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很可能因为对“翻译理论”不太“熟悉”。承认翻译的“不透明性”,承认翻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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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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