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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移植


□ 李政亮

一八六二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上,出现了一群在西方人眼中衣着极为怪异的参观者,他们是来自日本的竹内遣欧使节团,穿着日本传统服饰到万国博览会进行考察。清帝国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的败北,对日本而言是一大震撼。中国之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巨大的他者的姿态存在。清王朝的战败,加上幕府末期的黑船事件,促使日本改变长期的锁国政策,加快了其向外汲取新知的速度。
竹内遣使团的成员当中,有日后对日本思想产生关键影响作用的福泽谕吉。一八六六年,福泽谕吉在《西洋情事》一书当中,记载了他对西方发展的观察与介绍,万国博览会也在其关注之列。一八六七年起,日本开始步入明治时代,加快了对西方的学习,通过遣使团或是留学生对西方事物进行考察的方式也未曾中断。一八七一年,标志着明治时代开启的岩仓使节团前往西方国家考察,在维也纳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亦为参观内容之一。在参观维也纳的万国博览会之际,使节团受到一种强大的震撼——在博览会场上是技术发明的竞争,某些小国在这个场合当中也有耀眼的机会。在五巨册的《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记》考察报告书当中,便记载了使节团对万国博览会的感受,该报告书当中的“大者不足惧,小者不可欺”一语或许是技术层面之外的最重要心得。日本的明治时代,确实也以此作为国家的发展方向。
博览会的举行,很快地成为脱亚入欧的日本的效法对象。一八七七年,日本举办了首届国内劝业博览会,之后,每隔四年至七八年不等的时间便举行一次。日本主办本国产品博览会的企图,如同当时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所指出的,这一形式有助于农工技艺的提升、智识的开化以及贸易网络的促进。国内博览会频繁举行的大背景,正是日本内部的产业革命的开展。日本的产业革命,在时间上是一种压缩式的大规模技术移转,一方面,国家力量加紧公共设施的建设,而其公共建设的投入多属重工业,例如铁路交通,再例如日后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造船厂等;另一方面,日本产业革命的力量来源,也并非全然来自国家,还来自封建制度崩坏之后,不得不自谋出路的那些产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制服业。除此之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发明与商业网络发生紧密连结,使得前者的发展有了动力;封建制度等级身份的崩溃,也吸引更多人才投入技术发明的行列,在这两重因素之下,许多技术移转或转化在此一变革的时代涌现。
无论博览会的举行是为了新兴技术的交换、促进商业发展,还是为了国家力量的展现,其得以成功举行的关键,乃在于大众动员能力与消费空间的形成,而其背后则是交通网络或是一般大众的消费能力问题。随着日本铁路交通网络的发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温泉作为号召的旅游休闲方式已经出现,这意味着大众旅行逐渐成形。除此之外,日本的报业也在日益发展当中,新闻报道加上旅游广告,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总之,英国、法国、美国举办万国博览会的基础,逐渐在日本出现。二十世纪初,东京出现了三越与帝剧等大型百货公司,不过,大体来说,旅游或是到百货公司购物等消费方式,在当时的日本仍属中上阶层的专利。日本大众消费空间的形成,要到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因为地震造成物资相对匮乏之故,百货公司改而以一般大众为争取对象,采取平价的策略。这一时期,同样以大众为对象的文学杂志、流行杂志大量出现,作为另一个标志性现象,表明“大众”开始大规模地浮现。在大众的年代当中,铁路旅行也逐渐普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步入高峰。
村上春树在《地下铁事件》一书当中曾经谈道,二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像是一种没有指向的迷惘;这个描述,对明治维新以来现代化脚步当中的日本同样也适用。通过战争进行扩张成为日本明治时代的典型模式,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争、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都被这个国家视作己身完成现代化的证明,视作初尝的喜果。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十一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指出,日本追逐现代性的过程当中,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是明治维新现代化的思想主轴,围绕这一主轴,设置出一个西方文明发达国家与非西方文明国家的二元架构,而日本的角色则被设定为一个新兴的文明国家;同时,再将文明国与非文明国这一二元架构转用来说明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面对夺到手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日本国内当时的反应颇为复杂,一方面,面对这块动乱不息的土地,日本怀有着优越感,因此国内甚至有建议将台湾卖给法国的声音;另一方面,全面西化的日本,将己身与西方列强置于相同位置做比较,面对西方的殖民统治经验,特别是英国的自治主义或是法国的同化主义,究竟该采何者,一时之间并无定见。
也因此,日本据台之初,基本上采取摸索的方式,而博览会能够展现现代文明的精神,也成为其对殖民地进行搜集、调查资料信息的工具,以及再现日本“文明帝国”的空间。就前者来说,西方国家举办博览会的历史渊源来自于大航海时代以来,对“落后”他者的相关事物的搜集、分类以及展示。日本据台之初,对于这块陌生的殖民地,也迅速通过博览会的举行,达成搜集资料的目的,例如一八九九年于台南县所举行的“农产物品评会”就是通过博览会的形式,借以搜罗当地的农产物品种并加以分析。就再现日本“文明帝国”来说,组织“扬文会”、一九○三年鼓励台湾居民参观大阪劝业博览会,都是明显的例子。一九○○年,台湾总督府邀拥有清朝科举功名的文士于台北共聚一堂,并名之为“扬文会”。总督府官员带领这些清朝文士,到台北的邮局、医院、法院、银行等标示现代国家形式的场所参观,尽管这一次活动并非正式的博览会,不过,却是把台北的城市当成了一个与博览会功能相同的展示空间。三年后,则是台湾总督府与地方官厅出面宣传,并予以交通旅费的优惠,鼓励台湾人参观日本的大阪劝业博览会,当时,约有一千人赴日参观。通过博览会展现“文明帝国”的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对台湾的前清文士与士绅阶级而言,“文明”的巨大冲击甚至改变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同。以前清秀才吴德功为例,在清王朝统治时代,他曾参与地方建设,在台湾割让与日本之初,则又展现了对时局消沉的态度。不过,在参加“扬文会”之后,他身上却出现分裂的认同,一方面,他坚持汉文化的民族传统,但在另一方面,日本所带来的文明震惊,则又让他在现实上重新评估日本,甚至表现出臣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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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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