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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人民币与卢布的竞争和合作


□ 刘军梅

  摘要:接连发生的世界经济失衡、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等事件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又一次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现行货币体系中中俄两国均面临着潜在风险,如果两国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本币国际化进程中,能够积极协调人民币和卢布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那么必将有益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金融秩序建设与改进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化;人民币;卢布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4-0026-07
  作者简介:刘军梅,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433)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至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一词似乎越来越耳熟能详了。学术界对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机理都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拨开每次危机的现象看其本质,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其罪魁祸首“万变不离其宗”,即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斯蒂格利茨曾说过,“如果从火星上观察这个体系的话,就会发现它非常的独特”,于是世界经济中每发生一次危机,学术界就会热火朝天地讨论和设想一番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过,虽然很多国家都一直在抱怨现行体系“不合理”,重整及新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基于道义理由的责难没能产生实质性效果,致使这个话题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迄今尚无结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而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经济实力格局的变化也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这些国家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尽管近一二年来世界经济失衡、次贷危机、全球金融海啸等问题吸引了学者们更多的关注,但当我们抹去这些问题的一切表面现象之后,可以看到其背后的实质还是在于国际货币体系自身的缺陷。于是有人得出结论“世界经济失衡能否得到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国际货币体系能否得到合理化改进”。目前,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之下,美元一路贬值;而在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的条件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危机转嫁、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这又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为此,在2008年11月15日G20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直接提出了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当然,以削弱美元为条件的改革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为此与会各国政府基本上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大家在支持美元币值稳定、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希望美国政府下决心支持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俄罗斯,无论是总统梅德维杰夫还是总理普京都多次利用各种公开、正式的场合表达了俄罗斯寻求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意愿。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中俄两国所面临的风险
  
  从无到有发展至今,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国际金本位、金汇兑本位、虚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的数次变革。现行的被称为“没有体系的体系”的牙买加体系虽然规定了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多元国际储备等内容,但由于美元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其就本质而言仍可以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在20世纪50-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的初期,美国是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输出产品,而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美元,美元输出的同时输出产品,美元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回流到美国;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牙买加体系中,随着美国工业空心化(或者叫去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其经常项目开始持续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这意味着美国通过进口大量国外产品输出美元,通过各国商人和政府购买美国各类金融资产或者存入美国银行的方式使美元流回美国,即美元输出的同时却不提供产品了。这种变化使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巨大的隐患,实际上相当于美联储在向世界发行货币,行使世界央行的相应权力,而出现问题时美联储只需要向其国内负责,不需要顾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性监管的共同需求得不到体现。我们单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分析中就可以找出这一体系的诸多缺陷及其由此给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造成的巨大的潜在风险:
  
  1、汇率制度的“中心-外围”架构
  浮动汇率制在牙买加体系中被合法化,各国可自由选择固定汇率或者浮动汇率。由于浮动汇率制具有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帮助减缓外部的冲击、减少干预、更具有透明性、不需要维持巨额的外汇储备等等诸多好处,很多发达国家都选择了浮动汇率制。而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尚不具备较强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金融市场的发展亦不成熟等原因,大多选择了固定汇率或者钉住汇率制度,以减少汇率波动对国家贸易和投资带来的风险。这样一来,全球汇率制度呈现出了一种“中心-外围”的架构,即少数发达国家位于中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向外部输出货币,接受来自外部的实体性资源;广大发展中国家位于外围,多采用固定汇率制度,通过持有中心国家的货币满足支付需要,同时向中心输出资源。就中国而言,很长一段时间内选择的就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当处于中心的美国根据自身的利益改变汇率时,处于外围并盯住它的国家,比如中国,无论国内经济状况好坏和各方面条件是否允许,都不得不随之重新安排汇率,从而被迫承受额外的外汇风险,造成相互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特别是当美元依旧是国际贸易主要的计价货币时,美元贬值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影响非常大。欧元诞生后,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三个主要世界货币之间发生的大幅度的汇率变动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不稳的主要因素。尽管IMF要求各国将保持汇率的稳定作为首要原则,而发达国家却大都将国内的宏观经济目标放在首位,且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目标很少考虑别国的利益,经常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失衡状态,致使本币汇率剧烈波动。以中国为例,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下,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进美元,但原来发行货币的平均成本高于现在的汇率水平。因此,同样的1.9万亿美元再也买不回原来发行的货币。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损失缺口。可见,中国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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