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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喧哗与骚动:关于民主的另类想象


□ 孙 亮

雅典的喧哗与骚动:关于民主的另类想象
孙 亮

照许多政治学者的说法,选民们爱好肖邦还是小甜甜,和政治生活的质量毫不相干。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众有繁忙的私人生活,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从统计学上微不足道——不论什么政治制度,权力总会集中在少数职业精英手中。一旦经过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叠加放大,大众和精英之间的鸿沟就可以历经改良和革命而依然深且广。那么,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中,民主制度怎样得以维持?普林斯顿的历史教授乔赛亚·奥伯引领我们回到雅典。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的雅典并不是一个和谐社会。有地位、有钱、有闲的富人只占全体公民的十分之一,他们与自食其力的农人和工匠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反差,产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摩擦。雅典也不具备一个完全平等而紧密的公共政治空间。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到直接政治参与的效果。传说中的公民大会一般只能吸引少数平民,他们往往互不相识——何况发言的大多是少数统治精英的成员。这些气宇轩昂的人物提出议案,慷慨陈词,互相辩驳,民众们则是暗影里沉默的听众。会场之外,雅典的公共舆论里常常充斥着谣言和人身攻击。总之,几代中国学者心目中的那种全体人民通过充分协商做出明智集体判断的壮观场面,只是卢梭的动人想象,从来没有在雅典存在过。
然而,这个非常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却维持了三百年左右的稳定。通过耐心和全面的文献研究,奥伯给出了答案:首先,雅典的富人和穷人达成了一项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层面的交易。大众对精英存在嫉妒和反感,对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深怀警惕,但同时也意识到精英的教育、技能和财富是城邦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应该加以利用。让精英们享受更多的政治影响和经济保障,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人民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保证他们的精英地位能够贡献于民主政体的繁荣。
其次,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共识和民主框架之内,雅典各精英团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各方代表通过公共政治场合——公民大会、议事会、法庭——发表言论,向敌人发难,为自己辩护,争取民众的支持。
于是,雅典公共政治的剧场里,热切地要取悦于“人民”的各路精英面对充满怀疑神色的平民听众开始演说。 他们必须运用高扬共和国价值观的语言,炫耀自己的价值,同时又谦卑地把自己的成就敬献在全体公民的脚下;歌颂人民的智慧,同时又巧妙地暗示自己的才能将为这种智慧添砖加瓦。面对敌对的宗派和怀疑的大众,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提议给出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需要引经据典,从历史和诗歌中汲取共同的记忆。同一套政治话语和信号的交流(communication)在精英和大众之间起到了斡旋和沟通的作用。
浪漫主义者常常慨叹人民把选票投给个人魅力而不是英明决策;务实的雅典人则不以为忤。由于精英对于教育和信息的优势,平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也没有奢侈的时间来对每项政议做出全面的考虑,对于精英个人品格的评判必然会成为对其政策评判的一部分。因此,统治者之间的人身攻击是可以被容忍的。他们可以否认自己的精英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勤劳发家的普通人,我的对手却是人民的敌人”,也能把精英地位描述成一种公众的好处——“我的对手愿意为了钱出卖雅典,我身家富裕而没有这种卑下的想法。”在这种政治文化中,连谣言和讽刺戏剧也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道屏障:它们把精英的私心和瑕疵夸大、贬低,暴露在公共挑剔的眼光之下,这可能引起统治阶层的哀怨,却在长远来看对有力者的傲慢不羁起到了抑制作用。聆听的雅典平民们鄙视但是接受这种看似充满恶意的政治,因为他们理解精英的对峙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而精英求助于民众的道德判断,这本身表现了前者对民主价值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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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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