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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恨学派”的“眼球批评”


□ 孟繁华

  懂得自由理念的人首先要懂得责任,是对自由负责,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他们就是这样用“唱盛”、“唱衰”、“最低”、“缺心眼”这种典型的媒体或极端化的语言,用“眼球批评”的方式来讨论问题,既像群殴又像批评界的赵本山或小沈阳的滑稽演出。
  
  2009年岁末,关于中国当下文学的评价问题,又一次通过大众媒体成为争夺眼球的焦点“事件”。事情的起因与王蒙先生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一次讲话,以及陈晓明先生对当下文学的评价有关。他们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评价完全可以讨论,他们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不久我看到包括肖鹰、林贤治、张柠等批评家对王蒙和陈晓明的高调批评。
  肖鹰:“当代文学在走下坡路”,“最近十年,我很少读作品,可以说从2000年以来,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读者,我现在只是作为一个对当下中国文学有所关注的学者表达我对当下文学现状的看法。”①
  林贤治:“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②
  张柠:表面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和构件,包括语言和叙事技巧,似乎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肌肉”很发达似的,仔细检查,发现它缺心眼儿,也就是缺少作为文学基因的“自由心境”。③
  肖鹰既然很少读作品,没看过几本像样的作品,怎么得出的“走下坡路”的结论?在林贤治那里果真“最低”的话,你还编哪门子“金库”?又是“最低”,又是“金库”,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这种所谓的“批评家”不是信口开河吗?“自由的心境”需要张柠指认吗?懂得自由理念的人首先要懂得责任,是对自由负责,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他们就是这样用“唱盛”“唱衰”“最低”“缺心眼”这种典型的媒体或极端化的语言,用“眼球批评”的方式来讨论问题,既像群殴又像批评界的赵本山或小沈阳的滑稽演出。
  事实上,对当下文学的评价问题,早已展开。只不过任何学术讨论都不可能像媒体那样“事件化”,它的影响也只能限于批评界。因此我不得不旧事重提。2004年,《小说选刊》第一期上曾刊载了作家韩少功的一篇千字文,他在文章中说: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是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视。
  韩少功虽然也词不达意地批评当下文学,但还有一点具体分析。然而,2006年,一股强大的否定潮流使当下文学遭遇了灭顶之灾,这个领域已然一片废墟。除了人所共知的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之外,还有《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综合报道,“思想界”的学者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④思想界对当下文学创作几乎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言辞激烈。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为该所“文情双月评论坛”所写的开场白:“为当今文学洗个脸”。杨义先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是一个没有被歪曲的“中国顾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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