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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文本与文化工业


□ 李政亮

  近一两年来,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关于媒体文化的专书《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以下简称《媒体文化》)及《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以下简称《媒体奇观》),与讨论文化研究的文章《失去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陆续在中国大陆被翻译为中文。应该看到,凯尔纳的这些论著,连同其尚未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自有其一贯之处——都是将法兰克福学派进行脉络化的解读,并进一步分析文化工业的形成、运作以及文本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联。这一分析方式看来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不过,媒体研究(主要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一九七○年迄今对文化研究一直批判不断,由这一批评脉络来审视,则凯尔纳的分析方式在理论上确实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凯尔纳的观点对曾有着法兰克福学派情结的大陆文化研究来说,也同样有其参考之处。
  文化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并催生了该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引领了一波新的批判风潮,不过,同样源生于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对文化研究的持续批判,却是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宗旨,可以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与戈尔丁(Peter Golding)发表于一九七三年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一文为代表。这篇文章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一点,是对生产与分配商品的工业与商业组织的研究,其次,是以经济但同时也是政治的取向研究媒体生产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面向。文章同时也针对当时英国复杂的媒体生态(如广播、报纸、唱片业等)进行分析,并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默多克本人早年也曾参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不过,最终却与文化研究分道扬镳,他对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可见于他与戈尔丁在一九七八年英国社会学年会上所发表的文章《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关于决定论的问题》(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一文。在文中,他们指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与霍尔(Stuart Hall)来说,媒体“最主要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默多克与戈尔丁却认为,媒体“最主要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之下,生产与分配商品的工商业组织”。由这样的观点引申开来,默多克与戈尔丁针对当时跨国公司大量进入英国的文化市场这一现象,指出,对这样的现象,应该具有与文化研究不同的分析方式——霍尔延循葛兰西的分析方式,只着重于研究单一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形成过程,也就是只专注于传媒与国家之关系的分析。默多克与戈尔丁则认为,国家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将它放在一个国家与跨国间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之内审视,才能充分地掌握国家的重要性与其所扮演的具体角色。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批判,并非仅止于默多克与戈尔丁,不过,多年来,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攻防多是隔空交火,直到一九九五年,在美国传播学界的重要刊物《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上才发生了正面交锋的对话与批判。虽说这是第一次正面对决,但纵观论争中双方的攻守,大致可说是两个领域二十多年来互相批判的各个焦点的总集合。在这场攻防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伽纳姆(Nicholas Garnham)与文化研究的格拉斯堡(Larry Grossberg)两人的论锋最为犀利,论辩也最为全面。其中涉及两个彼此相扣的问题,第一,是学科与终极关怀或者说是运动目标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关于方法论的论辩。
  伽纳姆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再合作或分离》(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 Divorce?)一文当中首先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敌意,肇始于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误解,文化研究的意图只有在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重新连结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达成;他并指出,文化研究主要做出了两大发展:第一,意识形态问题被大量讨论;第二,主导/从属的概念被从阶级分析扩大运用到了对种族与性别的审视中,这第二种发展的结果,是使得对手不仅包括资本主义,还包括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所说的“白人父权体制”。“对手”到底是谁?伽纳姆回顾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几位奠基者威廉姆斯、汤普森等人的作品,然后指出,早期的文化研究的目标致力于找出,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之下,导致受支配者沉迷于某种意识形态、“虚假意识”之中,以至于受支配者无法被动员起来支持解放的大业。这里提出“虚假意识”,其意并非是在指责大众,也不是要以精英立场去指导大众,而是在于明确这样一个实情:尽管受支配阶级在人数上要远多于支配者,但却不能以行动去支持解放、推翻资本主义文明。伽纳姆进而指出,正是强调“虚假意识”的存在,才能让知识分子得到适才适所的角色,因为:第一,知识分子只有在承认了这样一个前提之后,才能说是站在了一个必要而有正当性的分工位置,从事着从受支配阶级纷乱分裂的经验中,打造阶级意识的工作;第二,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一研究而提供了关于支配的结构及抗争地形的地图,然后才能从中提炼有效的政治策略。受支配阶级对“虚假意识”的体认,恰恰成为催发能动力量的基础。伽纳姆最后指出,虽然种族与性别在研究与实际形势中都有其重要性,但是对阶级的关切仍然应该占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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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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