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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趣味、美学性情与阶级区隔


□ 朱国华

  布迪厄独特的美学理论既不是讨论美学本体论或认识论问题,例如主客观问题,也不是讨论一些传统的美学范畴,例如崇高、优美;他的美学理论在《区隔》中是围绕着趣味这一论题展开的。约略说来,趣味理论至少有三个重要倾向。第一,以康德、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规范性趣味理论,他们侧重探讨的是趣味的普遍性原则。第二,波德莱尔、西美尔以及当代消费主义社会学家所注意的对于时尚的探讨。第三,以考斯梅尔为代表的将趣味判断的感官从“高级感官”的感觉即视觉听觉,延伸到“低级感官”的感觉,即味觉嗅觉触觉等,换言之,认为这些感官也具有审美效能。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后两者越来越具有整合的趋势。
  布迪厄对趣味的思考,涵纳了以上三个范围,但在思考策略上,他综合了后面两方面理论,即打通了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之间的区分,用消费的逻辑把这两者贯穿起来,同时将他的趣味理论安置于他修正过的阶级理论之上,从而以此挑战康德美学。布迪厄认为,康德的谬误在于预设了一种先验的美学判断的标准。康德所设想的美学经验的普遍性原则以及由此导致的高级美学与低俗美学的区分,是十分可疑的,实际上说穿了无非是康德将他本人所附属的阶级习性普遍化的产物。我们要理解美学经验的生成,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美学的或艺术的经验内部,假如我们超越这个狭小的范围,将美学经验与普通的文化实践亦即最一般的日常活动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以看得更为深远,会看到那种合法美学经验无非是占据统治地位者做出的合法区隔的结果。更具体地说,美学经验赖以发生的美学性情,与一定的阶级习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什么样的行动者,他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何种位置,他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资本,他就必然会秉有什么样的趣味。
  在布迪厄看来,趣味作为文化习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乃是整体的阶级习性的一个关键性的区隔标志。因之,趣味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是统治阶级场和文化生产场最重要的斗争筹码。趣味所要求的对艺术品的形式主义的解读,抹煞了趣味所赖以发生的社会条件,特别是趣味与教育体制的关系、趣味与阶级习性的关系。由此,布迪厄的趣味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学美学,变成了一种批判的文化政治学。
  布迪厄主要讨论了三种趣味,即合法趣味,主要是统治阶级所分享的具有支配地位的趣味;大众趣味,主要是被统治阶级所分享的居被支配地位的趣味;中等品位趣味,主要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的趣味。
  合法趣味,乃是被普遍认同的趣味,它的信用由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所担保。它所对应的艺术,也即是合法艺术,这既包括艺术门类,例如文学、音乐、绘画,也包括每种艺术内部的文类,例如与轻音乐相对应的严肃音乐。显然,享有合法趣味的前提是行动者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文化习性,布迪厄称之为一种美学性情。它可以初步定义为一种“自为且自在地将艺术作品以及世间一切事物看作形式而非功能的能力”(3页)。对此一性情的理解显然源于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或纯粹美学,它的首要要求是与日常世界相断裂。布迪厄指出,合法趣味、纯粹凝视、美学性情,所有这些都是文化自主性场域确立之后所带来的一种历史的发明。换言之,作为历史性和社会性建构的产物,它们主要是通过教育体制的合法化而得到不断的再生产,反之,教育体制所灌输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符号权力又进一步强化了合法趣味或美学性情的真理性。一个被大学的艺术教育所引导的纯粹的目光,当它选择已经预先被决定了的艺术对象,当它以既定的艺术知识解释自己所遭遇到的美学经验时,它会产生一种仿佛是先天预定的美学和谐感,从而反证了大学艺术教育的正确性。这里互为合法化的自我循环掩盖了合法趣味之为文化任意性的本质,从而会产生一种崇信它的艺术神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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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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