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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电影巡礼


□ 黄献文


电影最早出现在伊朗是在20世纪初,伊朗本土电影的制作开始于1925年。但在这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神权政治统治的国家,电影一直遭到伊斯兰宗教人士的公然诋毁和排斥,发展相当缓慢。毛拉们认为电影院是西方国家无神论的象征,电影亵渎神灵,是清真寺的劲敌,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权力,颠覆了他们长期以来信奉的价值理念。
半个世纪之后,伴随着当代世界范围内大众娱乐文化的兴起,伊朗本土电影工业也以较为温和的方式,以不触犯伊斯兰宗教道德戒律为前提,渐进式地发展起来。但因受题材狭窄和本土语言的限制,以及缺少可供外销的明星和电影类型,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伊朗电影一向处于弱势地位而默默无闻。
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新电影曾出现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革命前的20世纪70年代,以达鲁什·默赫朱为代表,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第二次浪潮发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引领风潮的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他继承前辈的乡土写实风格,放弃诠释宗教或道德戒律为题旨的“伊斯兰电影”模式,采取一种温和的疏离政治的叙述方法,把镜头对准儿童的纯真世界,透过孩子的形象来折射人类的良心和社会的苦难,并最终将伊朗电影推上国际影坛。与阿巴斯同时的另一位重量级的导演是穆森·马克马巴夫。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面对全球化市场的挑战,伊朗的文化政策进一步开放,伊朗电影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展期,涌现出一批富于创新锐气的青年导演和女性导演,使伊朗电影在触及现实的深度以及电影美学的多元化探索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天堂的颜色

儿童电影是当代伊朗电影的一个黄金品牌,数量多,质量高。《小鞋子》、《天堂的颜色》、《白气球》、《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让风带着我飞》、《谁能带我回家》、《水缸》、《后父》等在世纪末的伊朗影坛上鱼贯而出,填补了世界儿童电影单调乏味的空白。它们不像中国的儿童电影(如《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那样负载浓厚的意识形态功能,直接为政治服务,当代伊朗电影一般都远离政治,儿童电影更是如此。也不负载道德教化的职责、惩恶扬善的目的,而是直接还原到儿童世界,钻到儿童心灵,以儿童之眼来窥探、审视成人世界。这批电影大都采用极简单的故事情节,平凡琐碎,有的甚至是无事找事,然后几乎用拍摄纪录片的方法进行拍摄,却能够从最平凡的事件中挖掘出人类最深切的情感。《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小艾哈迈德的同桌没把作业写到练习簿上挨了老师的批,若再不改正就要被勒令退学。但放学回家后,小艾哈迈德却发现同桌的作业本误装在他的书包里。想到老师的“通谍”,小艾哈迈德从家里逃出来沿着弯曲坎坷的山路,在夕阳的余晖中,开始了他寻找朋友家的旅程。但影片并不着意再现这种“寻找”,而是通过“寻找”展示伊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情世态,在描写孩子天真纯洁、充满友爱心灵的同时,反衬出了成人世界的冷漠、固执与粗暴。影片充满了童趣和泥土气息,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这个主题相同的还有《让风带着我飞》和《天堂的颜色》。
然而,并非所有当代伊朗的儿童电影都是对成人世界的批判与谴责。在一些电影中,我们仍然可看到成人世界向孩子投递过来的温暖、慈祥与爱护,它们像傍晚落日的慈霞,包裹着孩子们稚嫩的心。像《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那位孤苦零丁的老木匠在黑夜帮小艾哈迈德耐心寻找同学的家的情景,整个世界万籁无声,悄无声息,只剩下这位老者和孩子互为慰藉。《让风带着我飞》中那位老玻璃匠对小男孩的耐心。《天堂的颜色》中老祖母对盲孙子的慈爱与呵护。《白气球》中那位把钱还给了小女孩的耍蛇老艺人。另外一些影片则以纯净的电影语言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探讨儿童心灵真实的苦涩与悲欢,希望与憧憬,如《小鞋子》。《后父》以家庭为背景,探讨了亲情和血缘关系中那一份艰难与沉重,那一份温馨与真诚。而到了《我在漫步人生》和《醉马时刻》等影片,则主要通过伊朗少年的眼睛去观察伊朗人生的苦难,灵性诗意的成分次第减弱,直至荡然无存。女性的命运
伊朗女性在宗教与男权的挟制下,忍辱负重,极其艰难地生活着。当代伊朗电影也把镜头切换到这些处于阴影中的弱势群体的生活中,探讨伊朗文化对女性的特殊规范。这类作品有《当我成为女人时》、《生命的圆圈》、《女人花》等。
《女人三部曲》讲述的是三个女人的故事,实际上是女人一生的故事。小姑娘哈瓦九岁生日那天,妈妈和外婆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一个女人了。当哈瓦得知自己是出生在正午的时候,便跟外婆讨价还价,在成为女人之前,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外婆无奈地交给哈瓦一根小木棍,告诉她当小棍的阴影没有时,正午就到了。于是在屋外的沙滩上,伴着无声无息中小木棍一点点缩短的影子,哈瓦享受着自己一生中作为女孩子的最后一小时。第二个故事中的女主角是一个骑自行车比赛的名叫阿胡的年轻女人。丈夫要求她退出比赛,因为这太有伤风化。在遭到拒绝后,他竟然以离婚相要挟,并当着主持婚礼的毛拉和村里的长老,解除了婚约。一群男人骑着马追逐着特立独行大逆不道的阿胡,甚至连阿胡的爷爷、父亲和两个哥哥也加入了这个野蛮的抓捕队,最后强行拦截下阿胡的自行车。摄影机快速地退后,银幕上只剩下阿胡孤零零的绝望身影。大地在速度中旋转,阿胡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她赢得了自己的权力,同时却失去了丈夫、家庭和亲人,被家人所放逐。第三个故事讲的是年迈的胡拉打老远来到大城市繁华的购物中心,买下了所有自己在年轻时曾经梦想过但没有得到的豪华物什。她要买的每一件东西都提前在手上打了个结,但最后一个结却想不起买什么。影片也没告诉我们,其实那就是她曾被剥夺的永远也买不回来的青春、自由和女人独立的人格。片末胡拉坐在婚床上,伴着豪华的家具,被一群小孩推向波涛起伏的大海。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与其说是婚礼,不如说是葬礼。分别发生在三个女人身上的互不相干的故事隐约变成了对所有伊朗妇女一生的总结概括。童年时,匆匆地失去了自由和独立;青年时,为了追求自由和独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到了老年,当终于得到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时候,却不知如何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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