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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


□ 范金民

范金民

  中国是科举大国,前后实行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影响中国社会至深且巨,因而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成果源源推出。然而,与科举几乎具有相同功能,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科举所没有的功能,并影响到科举作用的发挥,在明清中国的社会流动中极为重要的捐纳制度,却殊少有人研究。

  在寥若晨星的研究成果中,许大龄先生发表于1950年的《清代捐纳制度》(原刊于《燕京学报》专号第22号,后收入氏著《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利用关于捐纳问题的不少具体规定即捐例以及相关公牍,并走访清末曾任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的崇彝,将清朝一代的捐纳区分为开创期、因袭期、变更期,并从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的区别、捐纳的具体规定和报捐者的铨选问题三个角度,说明了清代捐纳制度的基本构造,更在分析捐纳造成恶果的同时,介绍了清朝人就取代捐纳而提出的种种方案。该著以丰富坚实的史料为基础,提出了诸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即使在大量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被陆续公布的今日,仍然是研究捐纳制度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

  作为研究清代捐纳制度的一部拓荒性力作,许著“开辟了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领域”(冯尔康《清史研究与政治》,《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厘清了捐纳制度的诸多基本问题,也为捐纳制度的继续研究夯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整整一个甲子过去,学界对于捐纳的研究,再无大的进展,黄仁宇、何炳棣等重量级学者对捐纳制度的一些误解依然流行,《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工具书相关条目的失误仍未澄清。令人欣喜的是,许大龄先生的学生、现在供职于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伍跃教授新近推出的《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书,追武前贤,或许有望弥补中国捐纳制度史研究中的种种缺憾,恢廓中国捐纳史研究的新局面。

  许著着重制度,重在兴革,而伍著着重官僚人事制度史和社会史,既厘清制度的规定,更着眼实际的运作,结合制度和运作,从捐纳和科举、捐纳和官僚铨选、捐纳和社会流动等方面,来探讨捐纳的功用地位和影响。

  伍著由序章、正文8章和终章构成,正文依次为:第1章,明代的例监与纳贡;第2章,清代的报捐制度;第3章,清代的报捐与印结;第4章,捐纳出身者的登用与候补制度;第5章,清代官僚的升进人事与捐升——以捐升制度的成立为中心;第6章,官僚的惩戒处分与捐复制度——以捐复制度的成立为中心;第7章,清代的赈捐——以光绪十五年江浙赈捐为中心;第8章,捐纳制度的实施与商人。全书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

  一是视角新颖,清晰揭示了捐纳对于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

  捐纳制度在明清时期实行500余年,一向遭人诟病,连最高统治者也多意识到其消极作用和恶劣影响。既有研究多从捐纳和财政层面着眼,注意到捐纳之实行,是朝廷为解决财政问题,摆脱财政困境的重要举措。然而何以在财政并不拮据的康乾盛世,捐纳制度仍实行不辍?即如许先生,就明确将其归结为供给军需、政治作用和优待满族。伍著别出蹊径,见物见人,以人为中心,先从人事制度史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各界利用捐纳取得人仕与铨选的资格、取消或减轻处分、升官晋级等问题,继而从社会需要和影响的角度,通过分析明清时期人们对捐纳的观察和利用,列举明清两代通过捐纳走上正途成为科举考试捷径的事例,指出捐纳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具有一种终身有效性,即捐纳不仅可以推动人的上行流动,还可以对可能预见的下行流动采取事先的防范措施;当下行流动发生后,还可利用捐纳挽回或减轻下行流动所带来的损失。伍著提出,清代捐纳的制度化,官从财政利益出发,民从自身需要出发,是官与民社会互动的产物。清代的捐纳,既可捐贡生、监生等出身,又可捐实官资格,还可捐顶戴、翎枝等虚衔与封典;既可捐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府以下、武职参将游击以下等升迁,又可捐降草、留任、离任、原衔、原资、原翎捐复等维持或防止降职;既可捐分发指省、加级、记录等任职,又可捐补原缺、免试俸历俸、实授保举、实用离任、引见、投供、验看、回避等,名目繁多。许著及随后关于捐纳制度的研究,已将捐纳之类别、形式、名目、捐额等规制以及开捐原因等论说明白,但均未垂意于社会流动之功用。将捐纳于社会流动的功用论述明晰,从本质上把握捐纳的制度与运作,正是伍著的一个重要创意。

  二是左右兼顾,翔实阐明了捐纳与科举制度的关系。

  明清时期,科举与捐纳,本是人们登进和社会流动的双翼,所谓“士人从科甲谋出路……富家子弟则捐纳一途可进。天下各得其平,各展其才” (佚名《各省印结》跋)。既有研究却将两者人为割裂开来,或只论述科举在社会变动和社会流动中的途径作用,或只看到捐纳影响科考者仕进之路的一面。伍著既关注科举的结果,更关注科举功名取得的途径,择举大量事例,从历时长短与经济代价等方面,分别解析科举与捐纳的仕进功用,从而客观地探讨捐纳与科举的关系。伍著先如是论述:科举正常顺序下,必须经童生试,而乡试而会试,但如果捐纳贡生监生,获得乡试资格,就跳过了童生试,而直接进入了乡试。也就是说,所谓正途,有了捐纳,未必全是通过考试,正途已不纯“正”;捐纳成为科举制度的有机部分,既是社会流动的工具,对于作为社会流动的主体的人来说,捐纳在本质上就与科举并无二致。伍著的这一视角,前人似从未提及,訾议捐纳为异途者也从未指陈。再就官僚人事制度立论,捐纳可以捐即选即用,任职已着先鞭;铨选后可以捐升,捐保举,升迁步伐加快;为官后可捐考满等,可以事先防止下降;如遭降罚,因故去职,可以捐复,拓宽自新再生之路。明清时期无论正途杂途的官员,利用这种机能者大有人在。伍著在充分举证后,于终章精辟指出,捐纳与科举同样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支持着科举,捐纳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还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长期有效性,科举的作用仅仅限于取得出身资格,一旦取得了这种资格,科举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作用就基本结束了,而如果将社会流动放宽到人的整个生涯时,捐纳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则具有一种终身有效性。二是防止下滑流动的机能性,捐纳与科举一样,向“贱籍”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但捐纳所具有的庶民性远较科举广泛,完全循科举求得出身,一定的学力和经济力的结合是科举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在捐纳制度下,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均可援例取得出身,一时无法筹措资金的人也可通过借贷的方法捐纳,从而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三是使用的柔软性,科举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有着严格的使用条件,要由本人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指定的考试,而捐纳则不然,无论本人自理还是他人代办,无论是作古之人还是刚出世的婴孩,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异乡,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可以满足各类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即庶民可以借此获得出身和官僚的铨选资格,官僚可以用它尽快升迁或防止地位下滑,官民还可以用它来光宗耀祖。将捐纳结合科举制度考察,再比较捐纳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特性,从而形象地再现了捐纳制度和科举制度在中国明清社会的功用,正是伍著的另一个重要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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