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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一个社会文化史的诠释


□ 刘永华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是一部讨论明清时期风水观念与中国东南地区乡土社会之间关系的专著。本书侧重探讨了风水信仰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流布、东南地区风水的主要流派、风水的民俗化与仪式化、风水与士大夫、风水与乡土社会秩序等问题。
  作为中国本土的知识—仪式体系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风水历来就曾被不同的主体反复地“言说”。早在宋、明以来,士大夫就曾从两个看似矛盾的角度讨论风水:一方面,他们大都对民间溺信风水的做法深恶痛绝、严行禁止;另一方面,他们对风水的适度的利用则表示首肯甚或热衷。到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一边倒,通常都站在批判者的角度,将这种知识—仪式体系斥为“封建”、“迷信”的东西。在西方,有论者认为,截至一八○○年,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和商务人员等,大都对风水观念熟视无睹、甚少论及。但一八五○年以后,随着西人在中国修建教堂、开矿、修路等活动逐渐提上日程,并在中国各地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他们才在突然之间“发现”了风水,并在进化的话语中、在利益的驱动下视之为现代“文明”的敌人。
  当然,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也出现了“科学地”研究风水的著作。著名荷兰学者高延(J. J. M. de Groot)在厦门进行长期调查后写成六卷本巨著《中国的宗教体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1892—1910),“二战”以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讨论中国宗族,尤其是中国东南地区的祖先崇拜仪式时,注意到汉人在操弄祖先骸骨上的特殊方法,这引发了他对风水与祖先崇拜的比较分析(相关讨论收入Freedman,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1979)。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弗里德曼的学生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更为系统地从正面考察了风水,他观察、分析了文本和实践中的风水,尤其关注风水背后的宇宙观及这种宇宙观的相关实践(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Geomancy,1974)。近年出版的丹麦学者奥列·布鲁恩(Ole Bruun)的《中国的风水》(Fengshui in China, 2003)一书,将重点从对风水观念的正面考察,转向从具体的时空中讨论风水的观念和实践,他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四川和江苏的田野调查,讨论了风水在当代中国的复兴问题。
  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大致也可分为对风水观念的正面分析与注意结合具体时空分析风水的两种研究取向,渡边欣雄对风水观念的研究(《风水思想与东亚》、《风水的社会人类学》等)大体可归入前一类,而濑川昌久对香港新界风水与宗族发展的讨论(《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大致可以归入后一类。这些研究大体以人类学的共时性考察为主,对风水观念——实践的社会文化史分析则着墨不多,在这一点上,濑川的研究当属例外。至于中国学者对这个论题的讨论,从林耀华、宿白到近来庄英章、周星等的研究,大多是我们已经关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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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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