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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文化、仪式、书写与都市空间


□ 王晓路 [美]奚如谷

  编者按当前中国人文学术进入了新的时期,多重文化语境的参照与思想资源的介入反映到文学与文化研究之中。中国与美国汉学界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参照系中就中国问题研究可以形成多层面的对话,而这种对话的开展对于学术思想的推进显然是有重要作用的。
  奚如谷(Stephen H. West),1944年生,美国亚利桑那州人,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中国及东亚语言文化教授;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全球研究学院语言文学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CAR)主任。奚如谷为当代北美中国语言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被学人称为美国东西两个Stephen之一, 即东部哈佛大学的Stephen Own (宇文所安)和西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Stephen West(奚如谷)。其主要研究领域为12至15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史,涉及到宋代及元代诗词、散文、中国早期戏剧以及历史典籍、文字、古代都市文化、园林文化等一系列相关的领域,在中国古代戏剧方面造诣尤深。其主要论著有《杂耍与叙事——金代院本与诸宫调》、《中国:一九七六年》(合著)、《中国1100至1450年间的戏剧资料》(与伊维德合著)、《月亮与古筝:王实甫之西厢记》(与伊维德合著)、《中国1275至1450年间的戏剧》(与伊维德合著)等,以及大量英文、中文和日文论文。
  王晓路,1955年生于北京市,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化批评和欧美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杜克大学文学系、亚洲太平洋区域研究所访问教授,2007年春季起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语言文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主要成果有:《当代中国百科全书》( 担任文学类部分)、《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意识、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合编)等,以及英文和中文论文70余篇。
  
  一、文化语境与人文学术范式
  
  王晓路:奚先生,目前中国国内的人文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中以文化角度切入的研究比较多,新的资源借鉴意识比较明显,其中既对自己传统的思想资源持续关注,同时也对海外资源比较重视,所以对海外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多有兴趣。您曾经在中国大陆的学术期刊《中国学术》和台北的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中文论文,引起了中国同行的瞩目。我曾拜读过您发表在《印第安纳中国古代文学指南》上的《中国戏剧》一文,感觉很好。您确实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深刻的了解。我这次采访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让大陆学界也对您的学术思想进一步了解并就有关问题和您讨论。请问您是如何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的呢?
  奚如谷:我的中文一开始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听中文的机会比较多一些,后来进入中国文学领域,我是在学习中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仅在语言文学中就浩如烟海。一旦有了兴趣,就会投入得比较多。而且越投入,你就会发现一些问题的连接点,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厚的内容。我用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与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还是世界文化中一种难得的文化资源,这是非常值得我花力气的。今天的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个分割的、互不相干的区域,而是由现代技术、经济、市场和传播手段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每一个文化区域的发展又和其他区域发生着异常紧密的联系,每一个区域的知识体系在当今的世界中又和其他区域的知识学谱系发生了学理链接。而文学,尤其是古代的文学与文化史,则是我们当代人认识区域文化之间和自身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重要起点。因为没有远就没有近,没有外也就没有内。对这样一种重要的、异常丰富的文化和艺术的研究显然可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方式。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其实也类似某种“外国”文化。所以,我虽然在美国,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之中,但这种“不在此山中”的观察和思考也自然有其特殊的地方。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学界而言,都是有意义的。这正像许多中国学者今天也在用很大的精力研究美国文化和文学一样。
  王晓路:是的,中国学界过去一直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研究自己的文化和文学,即是某种自我参照系之中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范式的发展轨迹随着中国社会进程已经逐渐从自身的文化语境中过渡到文化互动、相互参照的语境之中。文学书写受到生活样式的制约,中国早期形态的诗歌不仅仅是文学活动,而且主要是与祭祀和其他政治、社会、宗教活动有关。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对水利工程和大国防的客观需要,其社会结构就要求大一统的思想支撑。其文学言说的哲学指向拥有类似的社会功能,主要关注是形下之“事”而非形上之“是”。尽管中国文学有着很丰富的样式,但我觉得其研究方式却不如其文本样式多,在其文学批评的内在理路上多以“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方式为代表,而在外在的形态上主要以“选本”、“摘句”、“评点”等方式呈现,而且这种方式延续了很久,形成了悠久的范式传统并生成了文化附加意义。而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巨大变迁之中,中国文化从被动遭遇西方到主动参与世界事务,其文化观念和文学研究也自然发生了变化。从自身文化观念的发生学角度以历史主义的方式进行文学或文化研究,当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正如您所说的,这种研究的视角和方式在当今互为关联的发展框架中,势必应当更为丰富,更为开放。所以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人文研究方式有所改变,其中借鉴外来思想资源对出于自身文化环境产生的问题进行言说就是一种。这种“求新声”在学术研究的形式上多是以刺激——反应模式,或翻译——阐释模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方式虽然有问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增强了国人的资源借鉴意识。即便研究中国文化观念的发生学和变迁史,复数的研究模式总是有益的。因为,跟进式的研究会带来某种与不同文化会通后的自然变形,使产生于某一文化区域的话语陈述方式得到移植和改写,逐渐适合本土的生长条件。中国新时期以来,对思想史的重视、对思想中的民间资源和外来资源的重视和以及方法论的借鉴更是有所提升,目前国内学界、各学术出版单位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对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大量翻译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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