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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下的沙滩路(散文)


□ 元台

文 元台

  有许多事情虽然过去了,可还像在眼前;也有许多时候,事情明明还在眼前发生着,却已经逝去了。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沙滩路,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可至今每每念及,仍历历如昨。

  1969年的夏天,大概是古往今来最热的夏天吧—一对18岁的我来说——一下从城市的学校被甩到了广阔天地,每天总与超过自身体重的挑筐等物打交道,汗水总是不离身,衣服上汗渍成了天然色调,除了累与噪,剩下的只敢有热了。只有到了夜晚,才感到喘过一口气来。凉风习习,似乎带走了一天的疲劳,耳边仿佛又响起“高高的谷堆旁”那美丽的母子童谣。即使夜晚有了那赋予了政治内容的“大干”,也难以冲淡对夏夜的依恋。但那一次却是例外……

  那天晚饭后,正当大家在油灯下抽着呛人的“老旱”,天南地北闲聊时,生产队的上工钟声刺耳地响了起来,接着队长杜井田那沙哑的嗓音将“今晚到东方红水库大战”的命令传了过来。“倒霉,今晚又睡不成觉了……”话虽那么说,可那个年月连修水库都是政治性的,不要工分事小,要是给安上一顶别的什么帽子,谁也担待不起。当青年点空下来后,我抓起一把铁锹和一副挑筐匆匆追了出去。这天晚上真是奇了,出门就找不着熟人了,我只好沿着村子南边的柳树趟子独自向水库奔去。

  村南这片柳树是早些年村里人栽下的,其实是沿河两旁栽下的护河林,当汛期来到时,混浊的河水中成了割草挖菜的孩子们的天下,大人们在劳动之余也常在此歇脚吃烟。此时虽然已经千枯,可在夏日里却也是个令人向往的好去处,尤其到了黄昏后,有时还会成为大胆的青年男女们私下约会的地方,多少年来留下了多少令人甜蜜的佳话。顺着这条河床的沙滩路一直向南走个把小时的路,就是当时公社(即现在的乡或镇)的大型水利工程东方红水库。当我挑着筐出现在沙滩上时天已大黑下来了。这夭晚上的月亮像旧时的少女,时隐时现,当她隐在云层后面时,眼前只能看到微微泛白的一条带子,耳边听到的是我扑哧扑哧的脚踩沙子声,加上熏风中柳叶发出的唰唰声,把静谧的夏夜装扮得更加神秘莫测。

  不知不觉中我忽然听到不远的前面有咳嗽声和铁锹的撞击声。此时遇上同伙,心里自然高兴,脚下不觉加快了动作。渐渐地看见一群人影,大约有二十多个人吧,他们的挑筐和手里的铁锹已经能分辨出来了。“等一等,我可撵上你们了!”只见前面的人群放慢了脚步,当我兴冲冲地闯进入堆里,左右一望,我的妈呀,怎么这些人清一色是队里的“四类分子”之类人物,我的脑袋一下不知放大多少倍。

  这些人是我们队上的“四类分子”,是当时那场让人恐怖的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在我下乡那一年多时间里,如果哪天晚上不大干,几乎都要召开批斗会,斗争这些“老牌的”、“新挖出来的”“四类分子”,因此我对他们还是非常熟悉的。可越熟悉越觉得可怕——这批斗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每晚两三个小时无疑是过关。如果说那个有“活埋八路军”嫌疑的“反革命分子”被打瘸了腿是“罪有应得”的话,可那个富农分子王传富——仅仅是因为出身富农家庭,每每在批斗会上人被按成90度的痛苦模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则是永远忘不掉的。记得一次斗争会上,民兵连长“把住子”(小名,按辽南地区的口音“住”发“ju”音,去声)一边扭着他的胳膊,一边按他的头,王传富脸上的汗水像泉水般涌出。他哀求道:“我的确死有余辜,我的腰有病,让我跪下请罪行不行?”,哪知听惯了“死了还有罪”的民兵连长瞪圆了眼珠子厉声道:“你还不老实,还死有‘鱼姑’,给我打。”原来,没念几年书的民兵连长,听到这陌生的说法以为富农分子在耍花样。可怜的富农分子凭空又挨了一顿胖揍。在这种时候我经常是坐在地上往上看,因而这些“四类分子”的表情每次都历历在目。这些人(也叫人?)的痛苦的神情和平日里的劳作状况——改造对象当然要干最重、最累的活计了——许多人则是不敢往自己身上去比的,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我有时心里琢磨,这种大强度的体力劳动和不间断的肉体、精神煎熬,活着只是苟延残喘。虽然我从没有参与那些皮肉触及活动,但此时突然想到:“如果这些人将我作为对立面,不知有多大的刻骨仇恨,万一迁怒于我,这临死拉个垫背的——一顿铁锹、镐头的我这不是死在眼前……”我越想越害怕,两条腿想跑却跑不起来,比相声里的姜昆掉到老虎池子里的滋味还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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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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