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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西安市工委的部分活动情况


□ 朱子彤

  1948年10月,我从边区回到西安,立即见到了韩夏存、崔一民。见面的地点是在庙后街郭签士巷二号崔一民同志的家里。这里也是西安市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到了1948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才正式批准了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名称及其组成人员,西北局决定韩夏存、崔一民、朱子彤三人组成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安工委”,吴伯畅同志也参加了有关工作),并以韩夏存同志为书记。当时住在机关的还有一民同志的爱人陈静如(1931年党员)和魏承民(党员、交通员)两位同志。地下党的几位领导人,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与夏存、一民会面后,将我过去联系的“西安职工委”的活动也纳入了“西安工委”的统一领导。
  地下党组织的几位领导人的分工是:韩夏存负责全面领导;崔一民负责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收集胡宗南部队的军事情报工作;我负责工厂、企业的工作;吴伯畅仍负责他原来的情报工作。
  1948年11月我们在崔一民的家中召开了西安市地下党组织领导同志的会议,对当前的任务等作过研究。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西安解放做好准备。围绕这个任务,进行以下几项工作:
  1.积极发展党、团的组织力量。一方面,过去由于形势恶劣,我们长期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曾在一段时期里暂时停止过发展组织。现在,在解放战争不断发展,敌人惶惶不安的新形势下,已经有了迅速发展组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对接触过的许多人作过充分的了解,因而有着不少比较成熟的发展对象,所以积极发展党、团组织的设想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韩夏存在胡宗南第七补给区系统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其中有少数同志以后在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在铁路系统、大华纱厂、西京汽车修配厂、电信局、邮局等单位,也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即使在西安至宝鸡铁路沿线的一些工厂里,也不放松发展的机会。西安市地下党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原有和新发展党、团员就有近百人之多。
   2.用密码编写了党、团员名单,统由一民同志管理,以便随时和这些同志进行联系。
  3.向工厂、企业、学校、政府等单位中的党、团组织布置护厂、护校、护局的任务。特别是对一些要害部门如铁路、发电厂、面粉厂及粮食、枪械、弹药等仓库,以及各单位的重要器材、资料、档案等,都研究了保护的办法,防止敌人逃跑时进行破坏或在混乱时期坏人乘机抢劫。另外,还要求党、团员采取各种方式,对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要更为重视,密切注意防止被敌人胁迫和盲目走掉,进而自觉地保护器材、资料及一切档案等。这些周密布置,后来都起了很大作用。如电信局的党员李德林就利用工会的名义团结了一批职工,将重要的电讯器材转移到革命公园隐藏起来,有的还埋在地下加以保护。较大的工厂普遍建立了保护工厂的护厂队、纠查队,维护了各单位的设备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4.向敌人发出警告。采取寄信的方法,既交代党的政策,又附有警告信,不准他们继续作恶与人民为敌。由于个别地方被敌人发觉便立即停止。
  5.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加紧策动敌军部队和地方团队的起义。
  6.安排在混乱时期如何利用起义武装来维持城市秩序的计划。
  1948年12月中旬,崔一民回边区马栏,向关中地委(省工委)常委会汇报工作。一民同志自马栏回到西安后,我们按照关中地委的指示,对原来制定的工作任务进行了重新研究和部署。当时太原还没有解放,我们估计西安的解放还需要一段时间。没料到,向西安进军会那样快,致使有些工作的布置和安排,都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和要求。
  后来一民将他分管的和民革西北特派员、陇海铁路管理局副局长袁伯扬的联系工作转交给我。当时为了便于掩护,我就住在玄风桥即现在的建国路启新巷一号袁伯扬同志家里。
  这时,因为铁路局局长王企光到重庆去了,袁伯扬兼任了代局长,对西安地区的铁路系统可以全权指挥,使我们组织护局、护厂、护路得到很有利的条件。袁伯扬还有几个亲属也是胡宗南军队高级军官,如袁伯扬的侄子袁致中是五十三师师长,而且就驻防在三原、耀县和耀县以北边区的边界上,侄女婿李规又是二十八师(也称二十八旅)师长,当胡宗南部三十六军军长钟松在渭北冯原镇壶梯山战役中吃了亏,此时,李规已是民革的成员,遇到敌我作战,他所持的态度自不言而喻了。胡宗南斥责李规作战不力,一怒之下将李逮捕,送交西安军法处关押。此时,他虽身陷囹圄,但他在他的部队中尚有很大影响。同时,袁伯扬本人又是民革委员会西北地区的特派员。通过袁伯扬的关系,去争取胡宗南部属袁致中的起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949年2月初阴历春节时,组织上又派我回马栏向地委(省工委)汇报工厂、企业的工作,同时也汇报了袁伯扬保护铁路和其亲属的起义工作。到了马栏也知道了李规同志已安全到达延安,并且也给袁致中写了信,劝其选择时机,弃暗投明。后来我也听说李规逃生的经过:逃脱的那天,他借胡宗南军法处提审的机会,与早已拉上关系的看守上士副排长王立正紧急商妥,趁此良机两人一块出逃,初进小南门到达南院门马坊门躲藏到老朋友的“荣盛福”银号内,待追捕稍稳定下来,换了服装,乘上驻兴平敌机械化炮兵十一团团长聂劲的吉普车,辗转至耀县五十三师袁致中处,袁致中派人送他出耀县的防地,到达边区的边上,当李规见到我军战士才放下心来。至此他才真正得到了自由,安全摆脱了胡宗南的追捕。与此同时,还知道了另外一个消息,即西安邮局的刘松乔已避开敌人搜捕,安全到达了延安。待我回到西安,全国解放的形势发展更快了。就我来去马栏的路上,已很少有敌军、保甲人员监视和盘查了,回来一路较为顺利。自从第一野战军西府出击以后,西安至宝鸡一线的敌军全部动摇了,连平常作恶多端的大小特务也收敛得多了,并且通过各种关系,各自寻找自己的出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人民群众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从我们的工作来说,也得加快迎接西安解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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