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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 赖文强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是作者孙春龙在深入陕北黄陵地区,经过实地考察,深入调查,直接采访,认真整理后,从不同的人和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结局写成的纪实报告文学。
  过去,我曾听过、看过和读过很多以知青为题材写成的小说作品,也曾多次参观过当地的一家以知青命名的“知青酒家”,但都没有像孙春龙写的《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反映得那样直接、深入、深刻;没有那样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没有那样有血有肉、令人震撼、同情和伤感。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的开篇,作者就介绍了当年北京知识青年落户陕北的概况。北京自1969年开始,便先后有四批共27211人到陕北的1600多个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后来都凭着各种关系陆陆续续返回北京。虽然如此,当作者到陕北采访时止,仍还有300多位因各种原因,至今仍被遗弃在(讲得好听文雅点就是“留守”)陕北这块黄土地上。他们当中仍有一部分人住在当年的窑洞里,过着三十多年前那样的贫穷、落后的生活。
  他们当中都有着相同的梦想———怀着满腔的热血,到农村去战天斗地。钟振远,一个当年仅有14岁的小青年,因和家人怄气,叛逆的思想使他像一粒种子被突然而来的暴风卷到了陕北高原这块贫穷的黄土地上。他当初感受最深的是:与天战斗、与地战斗、与人战斗,其乐无穷。他这一去,一晃就近40年。于广云,当年也仅16岁。据他说,当年的他,纯粹是为了凑热闹,梦想过陕北窑洞的生活。于是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去到陕北插队落户。他在一次开山修路中,被雷管炸掉了一只手,后来人都称他为“一把手”。37年过去了,他仍居住在破旧的平房里,把青春奉献给了这片黄土地。当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探亲时,只能住在朋友家。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早已被遗弃了”。于桂兰,当年是北京第一师范的毕业生,是该校第一批到陕北插队落户的知青。当她1969年到达陕北后,迟迟不见第二批的同学来,心里觉得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她们首批插队延安的是“错分配”。而当年分配在北京的同学,有的当了大官,有的是北京教育界的权威,有的是生意场上的佼佼者。她曾逃跑过,但又被当时的居委会赶了回去。她只有长叹:“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不得不信命。”
  他们当中有着相同的结局———已满头白发,踏入知天命之年,却不能返回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出生地———北京。龚凤海,他在2003年7月办完内退手续后,终于明白,龚庄村其实就是他真正的家乡。北京,那个遥远的大都市,只是他生命旅程中再也无法回去的起点。张观湘,与从河南讨饭来到陕北的霍桂玲结了婚。他俩在拌嘴时,霍桂玲总是揭他的短处,说:“你在这里呆了几十年,连北京都回不去。”连老婆也看不起自己了,张观湘听后就再不敢吭声了。但他也觉得能活下来的确已经不容易。和他一块插队的,有水淹死的,有窑洞塌了压死的,有拖拉机翻车压死的,有砍柴掉进沟里摔死的,还有病死的。比起那些死了的知青,他觉得自己算是幸福的。陈志,一位插队黄陵地区的知青,他深情地说:“谁不想回北京,谁不想叶落归根?但是我没有能力回去呀。”他的讲话引来全场知青的嗷嗷大哭,泪流满面。高玉珍,曾是毛主席在首都接见过的第一批红卫兵,心中充满激情和梦想。她坐上西去的列车,去到延安黄陵县插队落户。她长得又矮又丑,到陕北插队落户后常被同室的三位女青年欺负、捉弄,甚至制造恶作剧:在一个寒冬的深夜,她被同室的三位知青唤醒,要她去室外拿尿壶。当她一走出房门时,门就被关上了。同室的三位知青便大声叫有贼,抓贼啊!就这样,同院的知青纷纷打开门,拿着电筒一齐照向高玉珍。高玉珍慌不择路,跑进了贫协主席的院子,致使她不得不,后来也是自愿嫁给这位家徒四壁,身患残疾的贫协主席杨服焕。当时政法组要告杨服焕强奸罪,要判杨服焕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刑期20年。但高玉珍却一口说自己是自愿的,“要判就连我一起判,是我先找他的。”结果北京市民政局不得不为高玉珍和杨服焕签发了结婚证。高玉珍夫妇也因此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第一个北京知青和当地人结婚的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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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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