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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俗变迁对东昌蝈蝈葫芦艺术的影响


□ 贺 军

  摘 要:怡养鸣虫作为一种有意识的、高雅的娱乐活动,这种民俗活动的形成是与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相联系的,而作为东昌蝈蝈葫芦艺术的兴起,与当地的社会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逐利经商和靡然向奢这两种生活的心态,对东昌蝈蝈葫芦的产生与繁荣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东昌府 蝈蝈葫芦 社会民俗
  
  山东运河流域,因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受孔孟之道浸洇较深,因而自古民风以节俭朴厚为特色,士甘寒俭,绅尚恂谨,民务耕织,众皆勤苦。自大运河贯通,在长期的物资文化交流中,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风民俗也渐渐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运河两岸城乡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商品经济色彩大大加强,反映在民风习尚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有悖于这一区域传统风俗的裂变,这一变化构成了山东运河流域民俗变迁的重要内容。
  
  一、由“织穑为生”到“民竞刀锥”
  “重义轻利”是我国数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念,尤其是在孔孟之邦的山东,“民本商末”、“君子言义不言利”的价值定位更为明显,在山东人的眼中,“士人重于义”,“商人重于利”,只有低贱的商人才与“利”发生联系。但是从明朝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在运河区域的普遍发展,社会各阶层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卷入了市场,金钱交易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山东人奉为圭阜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人们逐渐变得重视钱财,追求“末利”。因而自明朝中期开始,在山东运河区域各城乡出现了一股重商重利之风,这是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社会风俗变化的最突出的特征。
  在明代以前,山东运河流域的士人们,最不齿的就是经商嗜利,即所谓“号为诸生,不窥市门,不入酒肆”。若偶尔有人“逐利经商”,“辄共讪笑,游宦而以货归,士论亦鄙之”。而自明中期以后则变为“君子弃义而逐利”,“逐末者多衣冠之族”。昔日正襟危坐,埋首经史的儒生们或抵不过金钱物欲的吸引,或家徒四壁无以生存,也只好降尊纡贵悄悄加入经商的行列,以至于有的人竟变成了“儒服市心,力求垄断,满口驵侩”的嗜利之徒。
  东昌府的聊城县,“由东关溯河而上,李海务、周家店,居人陈椽其中,遂时营殖。聊城城厢内,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就连白发老妪也会抱布而登门求售,以赚蝇头。博平县是东昌府区的一个小县,万历府志称“地狭小,饶什伍市贩”;自明朝中后期,该县人“务本者消,逐末者日盛”。临清的经商之风则更甚,不但城中居民皆“仰机利而食”,就是四乡之民也是“逐末者多,力本者少”,至清乾隆时,已是“服贾之民亦什居其六焉”。总之,由明中期到清前期,在山东运河区域逐末经商已成为社会各阶层趋之若骛的潮流,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渐渐为“不贱商贾”的新观念所取代。重商逐利之风在山东运河区域发展漫延,成为明清社会风俗的新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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