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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俗变迁对东昌蝈蝈葫芦艺术的影响


□ 贺 军

  摘 要:怡养鸣虫作为一种有意识的、高雅的娱乐活动,这种民俗活动的形成是与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相联系的,而作为东昌蝈蝈葫芦艺术的兴起,与当地的社会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逐利经商和靡然向奢这两种生活的心态,对东昌蝈蝈葫芦的产生与繁荣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东昌府 蝈蝈葫芦 社会民俗
  
  山东运河流域,因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受孔孟之道浸洇较深,因而自古民风以节俭朴厚为特色,士甘寒俭,绅尚恂谨,民务耕织,众皆勤苦。自大运河贯通,在长期的物资文化交流中,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风民俗也渐渐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运河两岸城乡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商品经济色彩大大加强,反映在民风习尚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有悖于这一区域传统风俗的裂变,这一变化构成了山东运河流域民俗变迁的重要内容。
  
  一、由“织穑为生”到“民竞刀锥”
  “重义轻利”是我国数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念,尤其是在孔孟之邦的山东,“民本商末”、“君子言义不言利”的价值定位更为明显,在山东人的眼中,“士人重于义”,“商人重于利”,只有低贱的商人才与“利”发生联系。但是从明朝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在运河区域的普遍发展,社会各阶层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卷入了市场,金钱交易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山东人奉为圭阜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人们逐渐变得重视钱财,追求“末利”。因而自明朝中期开始,在山东运河区域各城乡出现了一股重商重利之风,这是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社会风俗变化的最突出的特征。
  在明代以前,山东运河流域的士人们,最不齿的就是经商嗜利,即所谓“号为诸生,不窥市门,不入酒肆”。若偶尔有人“逐利经商”,“辄共讪笑,游宦而以货归,士论亦鄙之”。而自明中期以后则变为“君子弃义而逐利”,“逐末者多衣冠之族”。昔日正襟危坐,埋首经史的儒生们或抵不过金钱物欲的吸引,或家徒四壁无以生存,也只好降尊纡贵悄悄加入经商的行列,以至于有的人竟变成了“儒服市心,力求垄断,满口驵侩”的嗜利之徒。
  东昌府的聊城县,“由东关溯河而上,李海务、周家店,居人陈椽其中,遂时营殖。聊城城厢内,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就连白发老妪也会抱布而登门求售,以赚蝇头。博平县是东昌府区的一个小县,万历府志称“地狭小,饶什伍市贩”;自明朝中后期,该县人“务本者消,逐末者日盛”。临清的经商之风则更甚,不但城中居民皆“仰机利而食”,就是四乡之民也是“逐末者多,力本者少”,至清乾隆时,已是“服贾之民亦什居其六焉”。总之,由明中期到清前期,在山东运河区域逐末经商已成为社会各阶层趋之若骛的潮流,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渐渐为“不贱商贾”的新观念所取代。重商逐利之风在山东运河区域发展漫延,成为明清社会风俗的新内涵。
  由“织穑为生”到“民竞刀锥”,使得东昌府人们大量从事商业活动,东昌、临清、以及阳谷的章丘、阿城成为江北重要的都会和商业中心,莘县、茌平、堂邑镇等地更是沿袭‘齐人好追逐利益’的古老传统,外出经商的习俗历代不衰,三地的‘买卖人’不仅遍及东北各地,在京、津、沪、港、浙也多见其踪迹,而伴随着民俗活动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如年画、剪纸、面塑、织锦、葫芦雕刻等也随着本地经商者带到以上各地。因此,蝈蝈葫芦的制作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东昌府大杨庄一代的劳动人民就有这种习惯。有的每天下地干活之前,不管几个人聚在谁家的门口,家主任都会拖出一竹篾筐葫芦让大家片花,一会就片几十个,然后再下地,谁也不要工钱,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娱乐和休息,而实际上是一种风俗习惯,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和睦相处的生活场景。特别是清末民初达到兴旺的时期,当地劳动人民每年在八月十五以前担挑葫芦出发,到天津,北京,西安,苏杭等地方去卖,东昌府大杨庄的老人回忆,在民国三十二年以前走到湖南,湖北最远到广东、广西、云南、到下一年的古历五月才返回来。他们都是把卖葫芦的钱,再换成家乡所需要的货物带回来。从天津换来杨柳青的年画;北京换回妇女头上的插花;两广,云贵是中草药;苏杭南京是竹货。这种葫芦往来文化,不仅促进了鲁西的民间艺术发展,而且丰富了民俗活动和民间美术活动。
  
  二、由“民尚俭朴”到“靡然向奢”
  自古以来,山东西部平原土地平旷,适宜耕织,是典型的农业耕作区,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正是受这种小农经济的制约,加上孔孟之乡的伦理纲常说教的长期盛行,使这一区域的民风一向以节俭、质朴为其特色。
  东昌府民风时称“俗近淳厚,家知礼逊,习俗节俭,人多读书”。其府治聊城县“近邹鲁之乡,沾孔孟之化……务织穑为生,不喜为吏,嫁娶不论财帛”;高唐州“百姓攻苦力穑,无声妓狗马之好……古爽鸠之墟,风俗朴野”;武城县“小民以蚕绩耕稼为业,奉法远罪,俗在刚柔之间”。总之,在明朝中期以前,山东运河区域是一派朴厚俭约、民务耕读的恬淡景象。但,随着运河的开通和商贸活动的频繁,传统的民风民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风俗自淳而超于薄也,犹江河这走下,而不可返也”。山东运河区域的社会风俗变化尤为明显。由于漕运的兴盛,南北人流、物流周转的频繁,沿运城镇如济宁、张秋、临清等都出现了由俭渐奢的风气转变,《临清州志》中就有“士女嬉游,故户到珠,家称歌舞,饮食燕乐,极耳目之欢”等记载。东昌府风俗历来“务织啬”,成化年间尚“服食朴素”至嘉靖间“生齿日繁,盖藏露积”,开始出现侈靡不伦现象:“里党之燕会,少长不均齿席而坐。隆庆后,风恣侈靡,庶民转相信效,器服诡不中度。游闲公子舆马相矜,盛饰蜉蝣之习意气扬扬闾里。濒河诸城尤甚。”在万历以后,濮州一带,其俗“失颇奢靡,嫁娶送丧过度”,士大夫营台树花木,以资游玩。子弟或蓄骏马,蓄珍禽,宴会丰碘。翻阅明清时期沿运州县的地方志,类似的记载在在皆是,不胜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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