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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我的电影酒性最大


□ 谢 晋 王 志

谢晋:我的电影酒性最大图片1
谢晋:我四岁就喝酒了,绍兴人四川人不喝酒的很少。
记者:四岁怎么会让你喝酒。
谢晋:四岁,家里面做酒,尝一点,尝一点,睡着了。小时候好玩。
记者:但是喝酒的人应该是很随性的,很感性的,但是你的电影都很现实。
谢晋:我的电影是酒性最大的,你不知道吗?
记者:怎么解释?
谢晋:现在我在四川马上就要拍个戏了,冬天要拍的,开往外地回来,我们十个人吃饭。九个四川人,一桌五瓶五粮液。平均每人半瓶。
记者:没人管你。
谢晋:两斤。
记者:不是,我说现在你喝那么高没人管你。
谢晋:半斤茅台,一点事没有。到现在没事,像你们这年龄,两斤茅台一点事没有。

《女篮五号》

——我没打成右派,我非打成右派不可,而且必然是打成右派的。为什么没打?

谢晋:今天不应该在这儿采访,应该在我家里采访。
记者:我们提出申请了。
谢晋:我家里最好的,全世界给我的奖状,各方面东西。拍《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寄来的很多奖章。
记者但是老百姓的口碑可能是喜欢而已,这些奖可能都是专业人士评出来。
谢晋:我的奖都是一亿多观众。我好几部戏,一亿七千万,一亿三千万,一亿几千万的人看你的戏。我当时拍的《高山下的花环》一亿多观众。那已经是多少年前了。
记者:这个数字是有震撼性的。
谢晋:一亿多观众。
记者您在拍片子的时候你会考虑这些因素吗?
谢晋:哪里会想到一亿多观众,不可能想到。拍的时候,哪能想到,《红色娘子军》拍的时候怎么会想到。《红色娘子军》那个时候发行量不像现在。文革以后,好几部戏都是上亿的。
记者:您怎么会知道观众会喜欢或者不喜欢呢?
谢晋:我待会儿讲这个。文革前的时候,50年代60年代拍的戏,我跟你说我的主题都很鲜明,电影主题大致分析很简单,都是新旧社会对比。《红色娘子军》也是,《舞台姐妹》也是,新社会旧社会的缩影,艺人是怎么样,新社会艺人怎么样。打球的,解放前打球的,那就是老板花几个钱让他们打打,不像现在了。我的那部戏写的西南军区,因为当时很多教练都是军区出来。这个东西拍的时候,都没想到,这个戏《女篮五号》都差点枪毙。
记者:什么原因呢?
谢晋:这个戏没有写党的领导。为什么,我们的球队总归要有一个党代表的,这个戏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电影有竞标主义倾向,因为当时主张友谊第一。后来周总理看了,说这个戏要送青年联欢节的,缺点改一下就行。顶过去了。最后贺龙来了,贺老总一看这个戏好极了,其他的人都不讲话了。
记者:一锤定音了。演员能够自己选择吗,我演谁的戏,我不演谁的戏,有选择的余地吗?
谢晋:很简单,(《女篮五号》)男主角是刘琼能演,他本身打篮球打得很好的,一个舒适。这两个选了一个我就选刘琼。女演员,我跟瑞芳关系也很好的,我是小青年20岁的时候,她已经大明星了,这个时候,她经常演的戏我都看过。(这个时候)就是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六年。这六年的生活对于我来讲,这一辈子很难忘的。
记者:有什么影响呢,抗战八年,四川生活六年,六年生活您说对您影响很大,有什么影响呢?
谢晋六年什么意思呢,就是抗战八年,最重要的,我们的领导,包括我们从郭老,夏衍这代人开始全部在重庆搞话剧,我也在重庆搞话剧,那个时候没电影,我学就学话剧的。可惜后来,我要把话倒回来说,后来反右。50万人打成右派,我没打成右派,我非打成右派不可,而且必然是打成右派的。为什么没打?
记者:为什么没有呢?
谢晋:我这个人这样,一拍戏什么活动不参加。我拍《女篮五号》时候日夜在赶,周总理叫我们赶的,赶出来要到世界青年联欢节去。当时我什么活动没参加,当时最倒霉的石辉,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导演白尘,吴永刚全部打成右派了。
记者这些事跟您拍电影有什么关系?
谢晋:我们都莫名其妙,都批判,都被批判,不批判不行,我因为拍戏,我没参加。所以文革结束以后,我觉得不想再拍社会对比这样的主题,这几个大的事件我要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拍的三部戏都没人拍过。三个右派,石维坚演的,朱时茂演的,姜文演的。《天云山传奇》后边的,我先跟你讲一个最主要的。文革一结束,大量的人才出来了。文学小说出来,王蒙的小说,张贤亮的小说。不是光他们几个,大批出来,我拍的戏全是他们的作品。张贤亮好几部戏都是我拍的。我说你写饥饿写得真好。他说谢晋导演,我饿了几十年,我怎么写饥饿写不好,我还称为作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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