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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说唱伎艺的音韵问题


□ 于天池 李 书

  宋代说唱伎艺是在宋代社会语言的土壤中滋生的。它的音韵体系既不同于诗韵,也不同于词韵,它具有口语的俚俗性,具有强烈的方言色彩。由于它无韵书可依,也非读书人的通语,所以其音韵体系复杂而不统一。本文认为宋代的说唱伎艺在方言的使用上呈多元化状态,与当时已经形成的方言区划一致,而宋代说唱伎艺的数目也远远高出《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所载“京瓦伎艺”的数目。
  
  说唱伎艺是语言的表演艺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说唱伎艺总是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相联系的。说唱伎艺从产生之始,就与当时当地的语言环境相适应、相协调,语言环境催生它生根发芽,滋润它开花结果。某种说唱伎艺一旦产生,它的音韵系统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经过艺人口耳相传,听众耳濡目染,形成相对独立的音韵体系。这种音韵体系对于说唱伎艺的创作演出乃至艺术风格的形成都给予了深刻影响。
  宋代是我国说唱伎艺繁荣成熟的时代,除了少数说唱伎艺如说话、讲经等品种沿袭自前代外,比如诸宫调、唱赚、叫声、嘌唱、说浑话、唱京词、唱耍令等,都创始于宋代并给予后代说唱以深刻影响。宋代之前,虽然说唱伎艺早已存在,但零星散碎,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品种体系,也没有完全纳入消费市场。宋代瓦舍伎艺的出现,使得中国说唱艺术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说唱艺术曲种,并成为市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宋代说唱伎艺的音韵问题,不仅是汉语语音史的课题,也是研究宋代说唱伎艺乃至中国古代说唱伎艺史的重要课题。
  
  一、 宋代说唱伎艺的语言环境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宋代之前,汉语言一直是以河南洛阳雅言为标准语音的。对此,陈寅恪曾有精辟的说明:“洛阳者,东汉、曹魏、西晋三朝政治文化中心,而东晋南朝之侨姓高门,又源出此数百年一脉相承之士族,则南方冠冕君子所标之北音,自宜以洛阳及其旁近者为标准矣。”①隋唐时代,洛阳为“东都”,是人文荟萃之地。产生于公元601年,在中国音韵和语言史上影响极大的《切韵》,经现代学者证实,其音系是以洛阳语音为主,兼顾了南北古今语音的著作。敦煌出土的变文俗文学虽然诞生于西北边陲,但其音系经学者考证,也仍然是以洛阳语音为依归的①。
  宋代建立后,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洛阳成为“西都”,是北宋五大都会之一。从地理位置上看,汴、洛两地相距不远,民俗相近,洛阳语音仍被视为天下语音的正统。《谈选》曾记载寇准与丁谓讨论天下语言何处为正统的话题:“准曰:‘惟西洛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惟读书人然后为正。’”②表面上两人各持一端,实际上寇准强调的是语音的地域性标准,丁谓偏重的是读书人语音的规范化作用,就以河南洛阳的语音体系为标准音而言,两人并无歧义。
  南宋时代,淮河以北土地为金人所占,宋王朝的疆土局限于长江流域一带,都城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但汴洛语音仍处于典范的地位。《贵耳集》卷上记载说:“寿皇议遣汤鹏举使虏,沈詹事枢在同列中发一语,操吴音曰:‘官家好呆。’此语遂达于上。上怒。”③可见当时虽然已经迁都临安,可是在官场上,汴梁官话仍然处于主流语言的地位。以汴梁语言为天下通语,在南宋既是一种文化传统,又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六中强调:“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陈鹄也说:“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六朝得其正。”④这个传统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元代的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一中也仍强调:“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⑤在宋元人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查到许多有关宋代语音的记载,无一例外地都强调了汴洛语音在当时的正统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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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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