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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当代绘画的生命基因


□ 张映辉


“我认为一个诗人或艺术家永不可能有唯他独有的感觉。理解他们,就是考察他们和过去诗人或艺术家的联系,他们的价值是和一个名叫‘传统’的整体相关联。感觉形成的历史,犹如一株植物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而生长,相隔一段距离构成这部历史的每一件作品,只是一种对其他作品的轻微变化而已。”①这颇具文化守成色彩的话语,竟然出自强调反叛精神的西班牙画家塔皮埃斯之口,着实令人惊讶不已。他一语道破这样的事实 :无论处于何种时代背景,如果不能自觉地植根于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层面 ;主观割裂与传统的联系,画家就必然不能汲取到创造的活力。无疑,塔皮埃斯关于绘画生成的精辟见解,对中国当代绘画创作的定位和画家选择而言,仍是不容忽视的。
在时下的中国画坛,我们总是不安地发现如此的“时尚”:有些人把绘画传统片面地理解为过去时的笔墨程式和符号,在超越固有模式的旗帜掩映下,声称应对经典予以解构和改写 ;另一些人则热衷于抄描血腥和颓废的病态生活现象、机械地复制冷漠的“类象”,仿佛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绘画的当代性。当以科技发达程度作为艺术的比附之时,他们往往自惭形愧,反认他乡是故乡,误入所谓艺术进化的迷途。在开放自由的名义下,这一切为机会主义者和玩世主义者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由于沦为他人的拷贝复制者,创作自由亦就无从谈起了。“时尚”作品的出现不仅把观众引向庸俗不堪的境地,而且在冷落本国文化传统的同时,使作品的创造价值悄然遁去,使绘画丧失了予人心灵慰籍和精神提升的功能。这正印证了老子在二千多年前的冷峻思考“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很明显,这里存在着一个理论和创作的误区。那就是,把当代西方绘画视为目前中国绘画创作的摹本和标准,予以移植套用,而不是从绘画何为的追问出发,去探觅作品的终极意义。如要驱散眼前的迷雾,把画家从“阐释的焦虑”状态当中解脱出来,去除自卑情结,从而在全球当代话语喧哗声中,发出宏亮的声音,我认为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本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确立自身的绘画品位,消除对当代性的误解。
可以说,在人类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当代性已成为不容否定或忽略的现实存在。那么,当代性是否仅仅以西方文化为模式呢?肯定不是,虽然处于西方文化的强势之下,非西方国家的民族思维和精神禀赋并未失去存在价值。在那里,弘扬民族精神和倡导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之呼声日渐强烈。这一点正如西方学者杰姆逊所论述的那样,“我不认为当今所有的文化生产都是‘后现代’的,‘后现代’其实就是一个力场,截然不同的文化冲动,必然依照各自的方式发展。”②正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在非西方的国家,当代性最终表现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共存融合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从二者之中抽出一维作为标准的看法,都是对当今世界复杂性的误读。在“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的回声中,我们既然可以用包容的胸襟和气魄借鉴西方,为何不能潜入民族的绘画传统,从中汲取养分呢?由此看来,从传统绘画中提取生命基因,使其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生长,应该是当务之急。
从科学角度来讲,基因本是孕育生命的最终本源,而在艺术家心中,它不仅作为人性的宣言和告白,而且应该成为开启绘画艺术圣殿的一把钥匙。然而,从何种角度切入或从何种层面挖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处于现时代的维度,以不同的文化身份透视传统绘画的现象和意涵时,明显地存在着视角差异。有人着眼于笔墨程式的承继拓展 ;有人把古代绘画形式作为符号置于现时语境之中,以期得到多义性的演化,这一切都无可厚非,符合绘画多元化的现状和趋势。不过,如果致力于绘画的创新追求,只有从心灵角度切入,触摸到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最终有效地求取生命基因。
事实上,只要回溯中国绘画的历史轨迹,我们就不难发现:伟大的绘画作品总是始于存在之思,而成于生命境界的开敞。在进行价值求索的连续过程中,大师们,“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以平静的胸怀映现了活泼泼的生命情调。当代画家如探觅到技法、风格和流派背后的共通心境,就能领悟创造真谛,由此生命基因也就显而易见了。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艺术范畴——境界。它不但彰显了绘画生成的前提和最终指向,而且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艺术领域,“境界”亦称“意境”,二者大体属于同位范畴,共同反映了艺术家对宇宙和本体生命的形而上哲思。“境界”一词出现在古代画论之中,可以追溯至宋代郭熙父子撰写的《林泉高致》。郭氏曰:“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世人将就,率意触情,草草便得。”然而这并非表明,仅从北宋开始,中国画家才重视这一范畴。其实,大师们早就开启了一双双搜美探真的慧眼,悄然踏上求解终极问题的漫漫心路。他们从宇宙孕生万物、抚育万物的生成特质中,领悟到博大的生命品格,从而把人与自然看成有机整体,力求揭示人人心中皆有的真性,这从谢赫、顾恺之、宗炳和荆浩等人对“气韵”、“形神”、“妙真”的理论探讨中可见端倪。另外,“境界”的发端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始于佛教对中国的传播,我们稍作深究,便可以在《易经》、《庄子》等先秦巨著中发现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以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理论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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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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