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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就是暂时离开意义


□ 牛学智

黄桂元不善言谈,准确地说,他不能够断然地说出他小说的意义。比如《偶然》,我问他,你到底想要写什么?他吭哧半天,最后还是很没把握地说,就是偶然吧。
阿湄在“夜总会”与教授相遇,素芬给教授家做钟点工,教授家的突然起火、素芬对教授的莫名其妙的陪伴,郭明盖的出走……以及后来出现在东北某县城羊肉串摊点的“黢黑干裂,落满灰尘”的脸,包括素芬当初是怎么嫁给郭明盖的、最后在教授的大房子里是如何地生下郭明盖的孩子的事,等等。不都是“偶然”吗?
这些情节不用串联,肯定是这个短篇的主要叙事。问题是,这个故事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并不新鲜:素芬与教授的关系毫无含糊就是一般的“都市小说”所热衷的“傍大款”——“打工妹”是如何地百般艰半,或者如何失掉尊严的死乞白赖;“大款”又是如何地颐指气使,或者如何地天良丧尽、花招迭出。至于“底层者”的郭明盖,更是有做不完的文章,艰辛、善良、屈辱,或者被压抑,不得圆满、无法幸福,这些都是有关“底层者”的叙事里不可或缺的价值要件。
与其说这些“要件”是小说的被“饮定”了的情节内涵,不如说它是理论家手里玩弄娴熟的甚至于行之有效的评价软件。它的权威性就在于,它可以肆无忌惮地规划人群的等级、规定人群的性质。只要进了那个理论体系,鲜花和掌声以及一切的人文大词都会不客气地送过去,否则,就对不起了,那就是亵渎,那就是叙事伦理的问题。
依此去看,黄桂元的“偶然”似乎真的缺少一些所谓意义的符码,因为他的底层者的苦难还不够淋漓尽致,他的富有者非但不怎么绝情,反而还饱含着那么凡许的柔情,简直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弱者。是教授离不开素芬,不是素芬离不开教授。
那么,是不是作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近年来小说在表达人性“深刻性”上流行的所谓“复杂化”。“复杂化”是指人物性格分裂、悖离到没有一种确定性可以把握的好坏参半、人兽同体的“人性的全面”。像《偶然》中教授那样有大房子,索身独居、深埋书海的知识分子,在别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概括出几条来,他们要么熟谙世故,要么欲火烧身,要么口是心非……总之,他们在小说中出现,是人文不再,精神堕落的符号。
可是,黄桂元笔下的教授,他对感情的输出出奇的矜持,更谈不上滥情;他对女色的胃口也出奇地吝啬,在夜总会连碰都没碰阿湄即给一张老人头仓皇逃走,对素芬肉体的占有更是沾不上边。
我不是说黄桂元是刻意同强大的评价体系拧着干,的确,他只是写出了一种“偶然”,也许真像他自己所说的,是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偶然”。
然而,我认为这个“偶然”,实则是现实的本然。黄桂元是在写小说,他完全没必要也不值得非得要给千条万绪的现实划分个条条出来,或者主观臆断地给本来模棱两可的人生出示一条看上去很美丽很完满的可能性来。我感觉,他只是在发现、在捕捉,发现被人们的认知模式遗漏了的边边角角;捕捉被所谓的“整体性”或者因果性尚未锁住的人生吊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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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福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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