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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印


□ 洪湖浪

长安印
洪湖浪

长安印,烙印的印。
长安印,烙在心上,烙在胳膊上,烙在行走的脚上。
——题记

1

喜欢长安镇,真的。
当我说我喜欢她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2

我是1996年7月抵达东莞长安镇的。那一年,我以10分之差被大学拒之门外,父亲将一只茶杯狠狠地砸在门槛上,骂我是个不争气的东西。一气之下,我就有了闯世界的想法。
那一年,我背着一个灰色牛仔包,在湖南岳阳火车站买了一张中国地图后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那一年,我的梦想很青涩。

3

长安镇用她粗鲁的阳光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正值七月,我骑着一辆吱呀作响的单车在长安一个叫涌头的地方四处流窜。我曾亲眼看到一百多人把一家印刷厂的大铁门挤倒了。我走近一看,招工牌上这样写道:生产需要,招女工3名。我莫名其妙地就感到愤怒,我想找一份好工作的美好愿望被这些无处不在的像我一样的民工无情地扼杀了。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焦急,我借住在老乡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乡热情的笑脸变得无声无息。我想,时间真的是可以改变人的,它不仅改变了老乡的热情,也改变了我的模样,那个翩翩少年不见了,我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又黑又瘦的煤矿工人。


4

一个月后,我的那辆吱呀作响的单车因证件不齐被治安队没收了。我开始在工业区的水泥地上徒步行走。几天工夫脚上就磨起了一群水泡,一双走破了的球鞋被我仍进了长安涌头工业区的某个垃圾桶里。老乡说:“这是我的工鞋,你穿上,今天务必找到活儿干。”老乡边说边指了指躺在墙角的一双白色胶鞋。老乡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点不适应。对于老乡,我十分愧疚。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像他一样在这里安身立命,被别人麻烦一次。
我穿着老乡并不合脚的工鞋转战去了长安汽车站,我要问一问回家的车票多少钱一张。我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从汽车站回来的路上,经过宵边工业区一家纸品厂,那里在招质量检查员。我满怀激情地钻进了应聘的队伍,手里高高地举着一张临时身份证。一个戴眼镜的家伙拍了拍我的肩膀:“老细,进厂啵?”后面三个字我听懂了,但“老细”我不明白。眼镜神秘地告诉我,他和纸品厂的人事主管很熟。掏80块钱,包进厂。我一直对戴眼镜的人充满好感,觉得他们比我有文化。于是毫不犹豫地掏了80块钱。眼镜说去打个电话帮我联系。我兴高采烈地留在厂门口等待眼镜的好消息,可是眼镜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再也没回来,像空气一样消失了。80块钱,够我买一张从广州到岳阳的硬座火车票。我的心在1997年炎热的夏天里冻成了冰决。
我知道我回不去了,我必须找活儿干。

5

终于有人肯要我了。工作地点在长安镇涌头村黄金大厦一楼。黄金大厦,听上去很光鲜、很气派,事实上它的颜色是灰暗的。这是一家电镀厂,车间里浸满了五颜六色的化学药水和难闻的气味,要穿一尺多高的高靿水鞋才能进入车间。老板是香港人,经常开一辆黑色汽车,戴一副墨镜,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大哥大”,很酷的样子。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港产片里的黑社会老大。这个香港老大不爱说话,也许是不爱和工人说话,我在电镀厂做了三个月的电镀工,他只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的是广东话,我没有听懂。大概是叫我小心一点的意思。那一次,我在车间处置一筐电镀饰品,那些电镀挂件都有很尖锐的钩,灯光一照,能发出让人心跳的白光。我的血就是在那个时候喷出来的,那些尖锐的钩子深深地刺进我的手心,主管跑过来,责问我为什么不小心,所以后来我理解老板对我说的那句广东话,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血不是流出来的,是喷出来的,当钩子拔出来的时候血就往外喷,“热血奔涌”绝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词,它真实地来源于生活。我用很大的劲儿按住伤口,却阻止不了血的力量,血沿着我的手腕溜出来落在地上,很快和地面上的积水融在一起,化为另一种颜色。办公室的一个小女孩被我吓坏了,老板叫她替我包扎伤口,她怕血,但她真正面对的时候,比我更勇敢,她一只手托着我受伤的手,另一只手帮我用红药水擦拭伤口,帮我涂抹云南白药、裹上纱布,很认真的样子。她的手有些颤抖,眼神充满怜惜,我想她一定有点心疼。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南方小镇,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心疼,我觉得很光荣。我注意到她胸前的厂牌上写着她的名字:叶娟。我记住了这个温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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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7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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