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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份》不能给予昆德拉“身份”


□ 杨欣闽

  筱敏说,记忆是一种精神疾病。

  昆德拉在上个世纪从容地滑过我们的视野,那种倨傲与沧桑远胜于一场疾病,更像一种行为艺术的展示。这位捷克作家有宽阔的额头,花白稀疏的头发,深深的皱纹,坚定上扬的嘴角,和一双深邃向前凝视的眼睛,与他所塑造的托马斯大夫的形象全然不同,他是那些巨大的叙事机器和纷繁主题的缔造者,挺身伫立在卡夫卡的土地上,遥望西方。

  这种遥望充满思辨和探索。1985年,他在耶路撒冷发表的获奖演说,阐释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小说观,点亮了自己作为赋予中欧小说、乃至中欧文化新的世界性意义的一个传奇。他铸就了一个以小说为核心的欧洲视野,在这片视野当中,最充分的要件有两个:一是捷克的地域,欧洲的地域,二是捷克的历史,欧洲的历史。这一框架的诞生,大体提示了昆德拉本人敏锐的知觉能力,以及对欧洲文化、欧洲文化的世界性延伸最充分的判断和实践,其结果就是,昆德拉带着他的小说,走出了捷克的土地,踏进了西方的文化视野,承载起了一部分的欧洲文化“存在”。

  把昆德拉的创作大致划分为两个周期是很常规的提法。这种划分也是他在自己的欧洲视野中行进的轨迹。昆德拉是完全属于现代艺术范畴的人,本人的现代性艺术修养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是音乐家,师从斯特拉文斯基,绘画上学习毕加索,悟性极高,有许多作品,颇具超现实主义风范。现代艺术中,常用的手法是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转换,是维度的变异,昆德拉精于此道,并且悉数用于小说创作,这样,他的两个周期“捷克周期”、“法国周期”,都表现出在强调和突出一个建立于具象基础上的精神支点—“自我”之上,这一支点也是欧洲精神所认同的方向,成为他以小说为蓝本,在与欧洲精神文化相认同后,个人欧洲文化身份的验证之旅。

  囚室里不停敲打墙壁的囚徒,是为了等待一种回应,是为了寻求隔绝中对个人生存的支撑。这一点上,昆德拉是孤独的,他处在一个世界的高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被众人仰视,却很少有人能够听见他的敲击声。欧洲的文化精神给予了他的小说走向世界的途径,也成为他小说创作中无可回避的精神内核与指向标。他的小说附着了强烈的捷克地域和历史的远距离与高瞻迥异,为西方文学所接纳,继而认同与标榜,成为大小说。但是,随着第二个周期—“法国周期”的到来,这一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慢》和《身份》是昆德拉用法文写作的两篇小说,是他的欧洲视野下小说创作的新探索,却因为选用不同的题材遭遇了不同的境遇。《慢》的发表掌声一片,昆德拉精准地把握了对面读者阵营的心理,以新鲜深刻的法语表达,俯就法国传统文学的外来者姿态,赢得了浪漫的法国人的自矜和好感。而《身份》这部小说写得异常平静,撇开历史,撇开时代照应,甚至社会面貌;内容也简单,紧缩笔墨,写一对恋人,写他们在现实与梦境的错综交织里,不断地界定着自己的身份,往往又无法界定,徒劳挣扎。昆德拉对小说这种文体艺术的理解和驾驭是难于企及的,同时也很残酷,因为它像一面欧洲生活的真实镜子,显示了真实中的平庸、无聊,洞穿了欧洲精神掩映下的生活真实。这里,昆德拉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他的欧洲视野给予他的身份,《身份》打破了作为读者的欧洲和作为作者本人的昆德拉的一个童话。

  也许昆德拉的问题在于不甘于重复,但是他所做的又只是在欧洲精神的指引下,把自己内心关注的那些人物放置于自己所设置的“存在”意义的事件当中去,他想做到什么?无论对捷克,还是对欧洲,他想做最深沉的历史延续。历史不是静止的,历史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重复,如堂吉诃德的无畏,乔伊斯的抽象,卡夫卡的剥离,他的小说中隐隐作现,他本人似乎却并没有显示出对矛盾性的了解和解决。

  有人说,20世纪东西方出现了村上春树和昆德拉是小说和读者的幸运,其实,昆德拉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伟大的小说,更是他的文化视野和小说中的观念。《身份》帮助我们脱掉了昆德拉的一重身份,我们得以从另一处瞻望,避开严肃和认真,他只是普通的精神记忆,在一定的时期分割了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经历,甚至我们的理念。由此,想起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说的:语言是契约,个人由此走进合同。

  责任编辑 刘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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