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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冯骥才的小说创作


□ 李 晶

  冯骥才先生的小说创作从1977年的《义和拳》算起,到1997年《末日夏娃》的出版整整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年的文学之路上,他笔耕不辍,文学见解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总体而言,经历了历史小说、伤痕小说、社会反思小说、现代小说的四次变革。在现代小说中他分别用辫子、小脚、金匣子事物分别代表了封建文化的顽根性,自我束缚力、和封闭性,层层深入。
  《神鞭》中的傻二参加义和拳就是为了他的忠君爱国的思维,而辫子便是这种意识的美好象征。傻二在皇会上的首次亮相作者就写到鞭子:“头上盘着一条少见的粗黑油亮的大辫子好像码头脚盘上的大缆绳,若非精足血壮,绝没有这样的好头发”,对付戴奎一的铁弹丸时写到“黑黑的大辫子闪电一般一转划出一个大圆圈,……重重的弹丸一半陷入地皮。傻二悠闲的站在那,好象抽落了两只苍蝇” ,打东洋武士时的扮相更加让人叫绝:“辫子好像用蓖麻油梳过辫梢夹进红丝线头绳,飘飘亮亮的盘在顶上,人们都盯着他这神乎其神的辫子,巴望亲眼看他显神功”。冯骥才先生对辫子的美的描述越具体,越细腻,越不厌其烦就越写出封建文化的丑。傻二打败东洋武士后受到了金子仙的夸赞,于是傻二瞥一眼自己的辫子,仿佛不明白是嘛玩意儿“好像脑袋后边拖着的不是辫子而是整个大清江山”有了类似当皇上的救万民于水火的“使命感”。此时辫子已经不再是父母授予的毛发,而是祖先意志的象征是寓含着封建愚昧的载体。所以,冯骥才先生这样评价《神鞭》这部作品:“我给神鞭以严肃地内涵,以戏剧的形式,荒诞离奇的外表,因为我们对祖宗崇拜的已超过荒诞的程度。”可以说,中国的农民的革命总是摆脱不掉廉价的忠君情节,爱国家与爱君王几乎可以是一种情绪。而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与价值都隐藏在这些公共的情绪之下,变得无关紧要——祖宗就是一切。正如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就是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
  小说《三寸金莲》,则是完完全全的对美的概念的颠覆。将羸弱与阴柔美相等、“可怜”与“可爱”等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接受无疑体现了文化强大的自缚力。这束缚首先便是文化的创造者。金莲是男人对女人一厢情愿的人格设计,也是男人自己都无法摆脱的文化钳制,然后才轮到女人。所以佟老爷到死都要看到孙女们都裹上了小脚,仿佛吝啬鬼死前都要盯着两只未息的烛台一样。而戈金莲无疑就是异性谋略下的无辜受害者。她因金莲而嫁高门大户的佟家,因金莲得到了在佟家的特殊地位。金莲是唯一可以作为投资的资本,为她争得生存的空间,证明她生存的意义。然而金莲毕竟给女儿寻到了一条出路,成了日后的魅力十足的天足会长。她是自觉的卫道者,狠命的拽着残害了她一生的金莲,和金莲得以生存繁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所以了解女人和时代的张爱玲说:“中国女人……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 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这一切荒诞的外衣便是变态的美。第二次赛脚的情形把这种变态简直写活了 “舞来舞去的小红鞋,看不准看不清却看出小。尖,巧,灵,每只脚里赛有个魂儿”“小脚有形,由意,让人迷了,醉了,呆了,死了。” 冯骥才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此,不但指出的痼疾的所在,还挑出了供养它生存的脐带。那是由丑由臭由恶由病态由畸形所演化的一种美。这美的魅力包裹着传统文化的惰性,让它明目张胆的上台,连块遮羞布都不戴。这种以丑为美的不自觉,见怪不怪认同和追逐正是传统文化强大束缚力上的一把溜光锃亮链锁,随意的搭在铁栅门上。正像张爱玲在《更衣记》中所的一段精彩的反诘:“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 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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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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