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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国家”建构与“亚洲想象”


□ 王志松

  东亚地区建构“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始于19世纪中叶。与许多现代汉语词汇一样,“国民”、“国家”这两个词也是源于英语的日制汉字,并由日本传播到东亚地区。日本的“国民”、“国家”建构是积极吸收西洋文明与抵抗西洋侵略的现代化工程,也同时是“摆脱亚洲”与“入侵亚洲”的一个过程。而中国的“国民”、“国家”建构运动则多了一个“日本”因素。如“戊戌变法”象征性地显示的那样,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进行的这次变法既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效仿对象,也是为了抵抗西洋和日本的侵略。因此,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相互之间效仿与蔑视、联合与排斥、侵略与抵抗就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董炳月教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就是一本具有开拓性、深入探究中日现代文学与这种复杂关系的著作。
  该著选取了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五个文学个案作为考察对象:平江不肖生的十卷本长篇小说《留东外史》,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佐藤春夫战争期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亚细亚之子》及其相关事件,担任伪职的周作人倡导的“儒家文化中心论”以及相关争论,太宰治取材于鲁迅仙台留学生活及其与藤野先生的关系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就这些个案的内容而言,其中既有中国作家对日本的描述,也有日本作家对中国的描述,还有文学作品在两国之间的传播、衍生与变异,以及中日之间对“文化主体性”的争夺。凡此种种,确如作者所言,“超出了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无论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所处理的范围”(第2页)。在我看来,作者的关心之处似乎也更着重于通过这些文学个案的考察来探究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相互认知的精神史,其实也是两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这些作品和事件作为文学个案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特殊历史关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涉及众多具有代表性的中日作家或学者,涉及从个人情感、文化观念到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形态的诸多层面。因此,副标题虽然是“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但我更愿意将该著当作中日现代思想史来阅读。下面,我将就该著的理论启示和存在的问题做一个剖析。
  
  一、“亚细亚主义”与“华夷思想”
  
  该著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将中日两国的“国民”、“国家”建构放在“亚细亚主义”和“华夷思想”的激烈冲突中动态地加以把握,并极力揭示两国民族主义生成的复杂性和互为“他者性”,从而对众多偏向于某一方的民族主义的东亚叙述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近代以来,有关“亚洲”的议论主要产生于日本。在此之前,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以中国为顶点的“朝贡—册封”秩序体系之上的。这一体系于1840年鸦片战争受到来自西洋的强烈冲击。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不仅从“华夷秩序”的顶峰跌落下来,而且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衰落以及西洋的入侵引起日本各界的震惊,使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为自己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重新定位的问题。各种“亚细亚主义”由此而产生。这些“亚细亚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福泽谕吉所代表的“脱亚论”,即主张极力摆脱亚洲的“文化传统”,汲取欧洲的近代文明,然后再与欧洲列强共同君临亚洲。二是“亚细亚连带论”,即主张联合“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朝鲜抗击西洋的侵略。但在此的“联合”是要以兼具“欧美文明”与东洋“野蛮身体”于一身的日本为盟主。因此,无论何种“亚细亚主义”都是意图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新秩序,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延伸。“日韩合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东亚共荣圈”便是在这种“同文同种”的旗号下堂而皇之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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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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