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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得已的文学史


□ 敬文东

  研究文学史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当一个学者面对一个时代千姿百态难以归类的文学形态时,势必要动用逻辑武器对它进行必要的归类;研究者往往倾向于把不同形态的文学之间的共同点,想象到与他的逻辑框架相适应的程度。我想,我们不必由此就悲观地认为文学史是不可研究的,但我们得牢牢记住,对文学史(其实是对所有其他的“史”)的研究肯定有着省略些什么、遗忘些什么的危险,而且这个陷阱是研究行为本身天然带出来的,属于不可清除之列。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就意味着遗忘。我相信,这是我们有可能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进行描述的大前提。
  以这种眼光去看待张清华的近著《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情况就更为明白。也就是说,在我们承认大前提的条件下,研究者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找到一个切合实际的描述逻辑。面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风风雨雨的二十多年,张清华敏锐地指出,贯穿这其中的主线索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双重变奏。不过,张清华并没有仅仅站在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启蒙主义和存在主义,而是将它放在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中来释放其涵义。我想,作者这样做无非想表明:首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确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其次,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要描述的仍然是中国的人与事,简单地说,是中国人的生存。在我看来,张清华是想说,立人、开启民智与书写中国人的当下生存(即时髦者嘴中的“此在”)是并行不悖的。尽管在西方,启蒙主义与存在主义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教义上都是八杆子也难以打着的,但在中国,却成了一个很可能难以分开,并且要长期纠缠、扭结在一起的问题,有如一只手掌的两面。
  我认为张清华准确地抓住了阐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领口。更重要的是,他是以这场文学运动的目睹者——还是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的身份来看待这场运动的,这就意味着,张清华有可能以同情的眼光来打量他的同志。但热情、同情并没有影响他的理性判断:他认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起点较低,成就也较小。他用一个基本事实暗示了这一点:在当代先锋文学中(“先锋”一词在张著中是个开放、松散、包容性的概念),反而是那些在文化上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作家成就更大。我想,张清华于此毋宁是要说,真正描写、深入挖掘中国的民族性生活,有可能产生更优秀的作品。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挖掘中国的人与事的深度上,的确往往有高人一筹的表现。在他们身上,存在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双重焦虑和热情是潜在的,也是更加纠缠不清的,几至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面对这一切,作者就差喊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口号了。我想不妨这样理解:说到底人都是一样的,都被分类学家归于哺乳纲灵长目,人面对的最根本的东西其实大同小异,而文学要触及的就是这种最根本的东西,否则,我们也就没有必要需要文学了。在此意义上,我想说,世界性与民族性很可能只是个假问题。
  一部理想的文学史(哪怕是断代史),应该是一部文本分析史。文本分析诚然是对词与文体的分析,但它首先要分析出为什么是在这个时代而不是在其他时代产生了词的这样的用法而不是那样的用法,这样的文体而不是那样的文体。就文学而言,任何思潮最终要落实到词与文体上。词与文体表征的是文学对一个特殊时代的生活的特殊框架、把握,当然,还有思考。文学是对生活的研究,但它还不是生活本身。我的意思是,思潮论与文本分析,思潮史与文本分析史并不矛盾,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也许这样做会更像一部文学史,而不仅仅是社会史、生活史。很显然,就这一点而论,张清华的著作离理想的文学史还有一些距离。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张清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版,1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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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8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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