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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


□ 孙言诚

  一段时间,名人、明星纷纷著书立说,记述自己的婚恋、婚变故事。这本来无可厚非,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爱看,自会有人去写。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洪君彦的《不堪回首》,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二人都谈到了历史。章说要“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洪则说要“还历史本来面目”。读了二位的书,人们不由得对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革”遭难
  章、洪婚变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有伟大领袖的介入。那是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与会者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以翻译身份参加。由于相继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那天毛泽东异常兴奋,古今中外,谈笑风生。突然,他“话锋一转”,直视章含之,语出惊人:
  “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章含之以为在开玩笑,毛却认真地说: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有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此时的章含之,“心头一酸,哭了起来, 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十年风雨情》)。
  这令人心酸的一幕,连周总理都震惊了,毫无疑问也打动了读者。对那位负心丈夫,人人切齿,对忍辱负重的章女士个个同情。那个时代,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军国大事尚且一言九鼎,何况这区区离婚。所以,当章含之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时,读者无不人心大快,既为章女士摆脱了婚姻困扰而庆贺,又为伟大领袖的英明睿智、体贴入微而赞叹。
  不料,沉默了几十年的负心丈夫,于今爆出新料。原来在“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之前,那男人的女人早“已经同别人好了”。用洪先生的话说,是章含之“红杏出墙”在前,洪君彦“牛棚作乐”在后。说实在的,此类故事所在多有,比明星绯闻逊色多了。但因为章女士把它和伟大领袖联系了起来,故事情节一旦有变,自然就令人惊诧莫名了。
  章、洪婚变源于“文革”,故二人都谈到了“文革”中的灾难,这灾难也和大红门内的那个四合院有关。章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可怕的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避风港也没逃过一劫:
  
  那天晚上……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文革”中出入红太阳身边的章含之,居然也有“可怕的岁月”。据说,她被揪出来后,“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些回忆,使人止不住对章女士的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洪君彦的书中却写出了另一个故事:
  
  自从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
  
  章含之“最温暖的避风港”,对于洪君彦无异于冰窖。而当洪的哥哥劝章在君彦“最困难的时候,要多关心他”时,章却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这几句冰冷的话语,杀伤力怕是远远超过那些口号。无怪洪君彦说:“妻子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不堪回首》)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洪、章这类遭遇,尽管本人“刻骨铭心”,在“文革”大潮中却不过是些微小泡沫,惊涛骇浪多着呢。但二人的回忆和反思,却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四十多年来,大家反思“文革”都在用同一个公式:先描述自己遭到的残酷迫害,然后愤怒控诉“四人帮”和造反派,仿佛“文革”就是那四个人领着一帮匪徒在迫害十亿人。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领导干部尚且如此,革命群众更不消说了。曾几何时坐在主席台上耀武扬威,转瞬间便被满街游斗。“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一场空前(但愿也能绝后)的大灾难,确实值得认真反思。但我觉得,与其控诉别人如何迫害自己,不如反思自己如何迫害别人。我们敬重周扬,不是因为他曾在秦城监狱里受苦受难,而是因为他出狱后,逢人便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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