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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献祭


□ 杨立华

  魏元帝景元三年,嵇康为司马昭所杀。一个被他的时代奉上神坛的人,最终成了时代的祭品。
  对于嵇康,《晋书》有这样的描述:“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可以说,几乎在不经意间,嵇康就拥有了魏晋士人所企羡的一切。然而,这也成了他的心结所在:一个熟知庄子“材与不材”之辨的人,却又不得不一步步走近其郊祭牺牛的命运,其心境可想而知。
  将魏晋时代视为“人的自觉”的时代实在是一种错觉,在我看来,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集所有社会优势于一身的人群恣意展示自身的时代。整部《世说新语》就像一本时尚杂志,机敏而轻佻,里面记载的各种脑筋急转弯似的“名通”,与我们今天酒桌和短信上流通的段子并无本质的区别。如果说魏晋士人有所谓“自觉”的话,那也是对流言的某种“现代传媒功能”的自觉。《晋书·王导传》中的一段记载可为例证:
  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遂踊贵。
  此种自觉意识,也使得魏晋士人的行为风格中“秀”的成分要格外多些。在这样一种整体氛围下,嵇康这个原本要挣扎于“戏”外的人,最终反倒沦没其中了。
  在嵇康身上,一直扭结着两股相互背驰的力量:一面是时代风尚无节制的推爱,另一面则是嵇康无保留的刻意自毁。比如《世说新语·容止篇》记有山涛对嵇康的评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而嵇康的自我描述却与此大相径庭,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云:“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当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性复多蚤,把搔无已。”然而此种刻意自毁本身又自有一股愤激不平之气,非唯不能藉此自全,反而逾晦其迹而名逾彰,逾藏其身而声逾显。“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同时代的隐士孙登以此诫之,可谓知人。
  嵇康之名擅天下,固然与其容止风度不无关联,但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谈理”和“属文”上的卓异。《世说新语·文学篇》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可见时人对嵇康的畏重到了何种程度。这里提到的钟会及其《四本论》在魏晋时代的影响是绝不可以等闲视之的。《南齐书·僧虔传》载其《诫子书》云:“《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之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钟会的《四本论》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晋室衣冠南渡以后,共同成为名士清谈的必备修养,如待客之施设一般不可或缺。而《四本论》讨论的才性同、异、离、合的问题,更是魏初以来最为核心的思想论题。魏初的形名家著作多围绕这一论题展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劭的《人物志》。嵇康之《明胆论》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才性之辨关注的焦点在于个体的材质情性与其能力见识的关系,其思想前提则是《人物志》中所说的“偏材之性,不可移转”。而正因为“偏材之性,不可移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显然不是如何教化人,而是如何识别人。能否对各种偏至之材依其才性的不同加以区别,进而将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职位上,实为国家治乱之枢纽。而实际上,这一理念既是曹魏政权“唯才是举”的策略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也是魏晋士人莫不欲尽其偏至之性的行为风尚的根据。从这一点看,钟会其实是处在时代话语中心的人物,按理说应该更受时人推重才是。相比而言,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不仅过于师心自用,而且所涉话题似乎也无足轻重。这样一篇文字何以能在魏晋六朝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影响,反倒不易理解了。难道仅仅是因为魏晋士人的好奇趋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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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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