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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崇杰《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


□ 马 驰

  后现代性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改写,是对启蒙话语的颠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特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认为,“后现代思维方式很有可能正在走向终点”。如他所描述,后现代的某些代表人物,如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虽然过世了,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如后现代并没有使现代性终结,它们似乎“不可两立”地共生于无边的现代性之中。伊格尔顿接着指出,正是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新的质疑提出了文化理论……它需要冒冒风险,从使人感到窒息的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它一直不愿触碰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重视理论的反思作用,他认为“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他所提出的“后理论”状态恰恰又是对他所处的西方后现代这个现实社会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不是短期行为的怂恿和趋潮,而是以批判精神和自醒意识为其身份对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长远判断。如何从所谓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这是毛崇杰先生新著《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认真思考的问题,该书对全球化时代的思想特征和社会思潮、后现代的思想和文化逻辑等诸多知识界、思想界关注的当下问题做了客观而清晰的梳理和中肯而符合历史风貌的评价。
  “走出后现代”,是历史在当前语境下思想者对这一使命的自觉意识,也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毛崇杰先生认为,我们关注当前的全球化问题,必须反溯全球化的阶段性历史,考察历史的全球化问题,必须注意到当下语境。以历史理性绘制的线性发展之未来图景的真实程度,必然以现实的经验为出发点对全球化客观性认知为转移,这正是对后现代/全球化/现代性认识深化所要求的。“走出后现代”,正是从这种认识深化引申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
  当全世界都在热烈地、广泛地讨论后现代性的时候,恰恰表明我们的确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殖民体系业已崩溃,但殖民意识尚有残余,人们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话语结构和思维结构。正因为非西方人民不愿跟着西方走,才能重新讨论现代性、多样现代性。这表明世界确实在非中心化。毫无例外,中国学者对此也充满焦虑,既想改善生活,过好日子,又想繁荣自己的价值,不愿重复西方的老路,同时不愿在走西方老路时受西方的阻碍,于是提出“多种”、“多重”、“多样化”、“另类”的现代性。对中国近期的发展,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出来,这条道路不可能和西方一样,这正是马克思当年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们所探讨的俄罗斯可否抓住历史机遇,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出现了一种唯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的倾向,忽视了经济和政治、社会的联系。还有一种倾向是所谓的转型期和发展神话,即认为正因为是转型期,社会上出现一些不公正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当然应该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寻找新的途径。需要注意的是要对过去的资源进行利用,包括经验和教训,当然也要考虑国外的资源,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基础之上寻找一种新的社会话语。这个新的社会话语应该尊重人性,崇尚健康的情感、心理和道德,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健康生活和平等的权利。社会和谐不只是效率第一,尊重生活而不是利润,幸福应该比财富更加重要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后现代,以及我们将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新秩序、新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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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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