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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崇杰《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


□ 马 驰

  后现代性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改写,是对启蒙话语的颠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特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认为,“后现代思维方式很有可能正在走向终点”。如他所描述,后现代的某些代表人物,如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虽然过世了,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如后现代并没有使现代性终结,它们似乎“不可两立”地共生于无边的现代性之中。伊格尔顿接着指出,正是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新的质疑提出了文化理论……它需要冒冒风险,从使人感到窒息的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它一直不愿触碰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重视理论的反思作用,他认为“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他所提出的“后理论”状态恰恰又是对他所处的西方后现代这个现实社会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不是短期行为的怂恿和趋潮,而是以批判精神和自醒意识为其身份对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长远判断。如何从所谓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这是毛崇杰先生新著《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认真思考的问题,该书对全球化时代的思想特征和社会思潮、后现代的思想和文化逻辑等诸多知识界、思想界关注的当下问题做了客观而清晰的梳理和中肯而符合历史风貌的评价。
  “走出后现代”,是历史在当前语境下思想者对这一使命的自觉意识,也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毛崇杰先生认为,我们关注当前的全球化问题,必须反溯全球化的阶段性历史,考察历史的全球化问题,必须注意到当下语境。以历史理性绘制的线性发展之未来图景的真实程度,必然以现实的经验为出发点对全球化客观性认知为转移,这正是对后现代/全球化/现代性认识深化所要求的。“走出后现代”,正是从这种认识深化引申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
  当全世界都在热烈地、广泛地讨论后现代性的时候,恰恰表明我们的确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殖民体系业已崩溃,但殖民意识尚有残余,人们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话语结构和思维结构。正因为非西方人民不愿跟着西方走,才能重新讨论现代性、多样现代性。这表明世界确实在非中心化。毫无例外,中国学者对此也充满焦虑,既想改善生活,过好日子,又想繁荣自己的价值,不愿重复西方的老路,同时不愿在走西方老路时受西方的阻碍,于是提出“多种”、“多重”、“多样化”、“另类”的现代性。对中国近期的发展,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出来,这条道路不可能和西方一样,这正是马克思当年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们所探讨的俄罗斯可否抓住历史机遇,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出现了一种唯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的倾向,忽视了经济和政治、社会的联系。还有一种倾向是所谓的转型期和发展神话,即认为正因为是转型期,社会上出现一些不公正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当然应该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寻找新的途径。需要注意的是要对过去的资源进行利用,包括经验和教训,当然也要考虑国外的资源,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基础之上寻找一种新的社会话语。这个新的社会话语应该尊重人性,崇尚健康的情感、心理和道德,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健康生活和平等的权利。社会和谐不只是效率第一,尊重生活而不是利润,幸福应该比财富更加重要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后现代,以及我们将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新秩序、新体系。
  如何“走出后现代”,又如何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现代性?毛崇杰先生在书中不断追索这一问题。正如他所说:“走出后现代’正是对‘谁又能寄希望于未来’这种历史茫然之回答。但这不是一句回过头来说的话,而是正走在后现代、现代、甚至前现代的中途说的话。这就是说,由于发展的非共时态,由于世界的某些角落来说是‘走出前现代’的问题,在某些局域则是正在‘走入现代’的问题。就历史总体而言,才有‘走出后现代’这—历史的必然要求。”“走出后现代”不是从历史总体抽象演绎而出的,而是历史自身运动所展现的。唯就历史总体而言,才有这样—道命令。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表现出深深的民族文化身份焦虑。在“走出后现代”这一历史出口之处,究竟该如何选择?如何作为?毛崇杰先生敏锐地提出在“体用之争”中翻滚着的是我们怎样同时与孔夫子、后现代及马克思三方对话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它注定要和雄心勃勃的全球历史紧密结合,它一定有着自己可以回应的资源,其深度和广度与自己所面临的局势相当”。毛崇杰先生通过论述孔子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说明汤武革命以来的暴力革命已成历史陈迹,然而,孔子并没有因为去汤武革命五百余年而否定革命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天地革而四时成”却永在如斯。这个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后现代”,正是“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之“大”,正是老子所说“强为之名日大”之“大”,也就是《礼记》所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那个“大道”。老子还说:“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这意味着一种终极性与起始性东西在历史总体运动中的相遇,也就是“走出后现代”所指向的目标。毛崇杰先生认为“道纪”、“圣人之治”在政治体制上体现为《论语·颜渊》所概括的“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因此,民主并不是强加于我们的外来价值观,而是吾土吾民旧有之物,只是它长久被历史尘封,使我们把“本我”当作“非我”,在文化保守主义/儒教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及新左派纷争之身份焦虑中找不到自我。传统的“民本”与“民主”不如定见以为的那样是二元分裂的。民本是就民与邦、君之关系而言,民主是这种关系的制度体现和运作方式。民本为民主的思想基础。毛祟杰先生还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动态总体中是一个阶段性过程,从贵族到资产阶级、再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都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把资本主义看成人类躯体上的阶段性病痛,在“既来之,则安之”中“疗”之,“战”之,“胜”之,这就是认同逻辑转化为反抗逻辑,再从反抗逻辑上升为对历史总体的认同逻辑。在震荡着认同逻辑与反抗逻辑的支配中,主体选择如何游刃有余而不是左右摇摆或左右逢源,这是历史使命,时代难题,也是人生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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