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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


□ 项 阳

  在笔者已发表的文论中,曾谈到明代是乐籍制度最为黑暗的时期。就此种观点,近来听到有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有不同认知,认为恰恰相反,明代的乐籍制度是比较宽松的,证据之一就是这一阶段王府之中的女乐有被收为妾的现象。但笔者认为这是两个问题,主要看如何认知:对罪臣、罪吏及其眷属没入乐籍其面之广,是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有过的严厉惩罚,“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而使官员的女眷们形如娼妓,这样严酷的举措使得官场之中人人自危,难道还不算是畸变吗?王府中的乐女生子被收不足以支持明代乐籍制度宽松的论证。就王府而言,虽然人们常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实际执行起来很可能并不如此。《明会典》明确记载:
  凡亲王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娼妓不许狎近。
  《礼部志稿》云:
  万历十年议准:宗室如有奸收乐女与不良之妇为婚者,所生子女并选配夫人等及仪宾已授封爵禄米封号尽行革去,未受名封者不许朦胧冒请,新生者不许入玉牒,以混天潢。其妇女尽数逐出,乐工人等俱问发边远卫,永远充军。本宗仍听参奏降革,辅导官及保勘员役一体治罪。正德四年例。
  正德三年,周王为其悼王庶生子请名封,且言出官人李氏,乞如汝阳王孙安(氵凡)等例。礼部议:李为乐女,于例有妨。诏以宗支事重,周王不宜冒请,令革所生子为庶人,并革安’况等封。仍敕礼部通查各王府乐女所生子女,及禁与僧道刺麻往来。于是礼部因言各府王玉牒不载所生毋自考究无由。乞自今许镇巡与辅导官查系乐女及非良家女所生,不分己未请名授封,选婚俱造册送部。系庶生者,俱候镇巡移文,再行宗人府验同玉牒,方为复请名封著为令,从之。
  《明会典》明文规定,王家所婚必须是良家子女,而且不许狎妓,制度如此。试想,这乐户中的女乐在当时的认知既非“良家”,又属于声色娱人者,连一般百姓都不与其通婚,怎能够说是制度层面上的宽松呢?当然,制度归制度,真正实施起来也少不了打折扣。《礼部志稿》中所云,无疑是看到了对于王府之中制度无法约束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因此做出具有针对性的补救措施。究竟是宽松还是赞许,相信大家都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毕竟是在王府之中,多数地方官员对于王府的作为属于不敢怒、不敢言、听之任之者,但这并不能够说明社会的普遍意义(也有个别官吏敢于对王府的作为较真,诸如山西学政陆文裕坚决反对太原王让自己府中乐户的孩子读书,“宁可学校少一人,不可一人污学校”)。《明史》中记载明武宗到山西强占乐户妻女,也是列在“佞幸传”中,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王公贵族享有的权利往往凌驾于法律的普适性基础之上,甚至制定了法律也难以遵守,但这与社会的整体是两码事,不能一概而论。
  此次应邀到河南沁阳参加纪念朱载堉诞辰4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初,编者注),我就在想,朱载堉“新法密率”的音乐实践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他的舞谱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吧?他的理论当然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那么,这根、这源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我以为,正是王府属下拥有的男女乐工既传授于其形而下的音乐技艺,又成为他音乐实践的试验田,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总结升华、理论思辨才会有这样伟大的创造。当然,并非是说有了试验田这样的创造就能够搞出来,毕竟还要有像朱载堉这样倾心音乐实践和音乐理论、并且勤于探索的不懈努力,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才会有如此伟大理论的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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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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