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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语言、王朝语言与民族语言


□ 肖建飞

  内容提要 在中世纪的欧洲,被视为“普世语言”的拉丁语享有信仰、政治和文教上的特权。近代早期,拉丁语地位衰落,以宫廷语言和文人语言为标准的君主语言成为国家语言。进入19世纪后是典型的“语言政治化”时期,“民族”需要“语言”这一文化符号和标志,以建立同质的、单一的政治单元——“民族国家”。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语言政治呈现出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迫于外界压力和诱惑,小语言濒危、消亡的速度加剧;另一方面是反抗语言地位不平等、争取语言权利的运动不断发生。无论是拥有权利的语言,还是争取权利的语言,都有赖于政治的“屋檐”,因此语言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
  关键词 近代欧洲 普世语言 王朝语言 民族语言政治化权威模式
  
  世界上现存的语言约有6000种。就欧洲而言,目前那里大约有六十余种语言。有的欧洲语言学家慨叹,就语言资源的丰富性来说,欧洲徒为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民族语言与政治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始终以规范和革新自居,民族语言获益,而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的命运却不断地遭到排斥。“没有一个大陆像欧洲这样,历史上遭受过这么多词汇学家和语法学家的干涉。(语言的)多样性被削弱就是其后果。”
  近代以前,拉丁语在欧洲具有绝对的优势。近代早期,即君主制时期,君主的语言成为国家语言。从19世纪开始进入典型的“语言政治化”时代,语言与民族、民族主义的关系尤为密切,“民族语言”被纳入“民族”的符号结构之中,民族政治的要求成为“筛选”和“净化”民族国家语言最为适用的标准。在近代以来的欧洲历史中,语言一直处于发音、书写的知识训练与作为文化控制的权力技术之间的交叉点上,公共领域中的语言使用被一套相应的观念、制度、体制组成的运行模式所支持。语言研究不仅属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语言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给“语言”下定义时意在排除一切同语言组织、语言系统无关的因素,包括民族、种族、文化、政治、学校和教会制度等语言的外部因素,但他也留下了教诲:“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确是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
  中世纪初期,拉丁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各地,很多普通人可以用拉丁语进行交流;“汉萨同盟”地区的人们习惯用低地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这一统称比区分为丹麦语、瑞典语、冰岛语和挪威语显得更为恰当,足见当时欧洲语言之间界限的模糊。在近代早期,虽然地方文学的兴起、印刷技术的发展、宗教改革等因素对语言的标准化有所促动,但语言的界限如同欧洲国家之间的边界一样,尚处于变动之中。19-20世纪,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试图以政治疆域确定语言界限,民族语言的推广引起少数语言群体的抵制和反抗。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各种语言相互影响,拉丁语与地方方言之间、各种地方方言之间、地方方言与标准语言之问相互渗透,构成了欧洲语言的动态景观。将语言置于当时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欧洲语言的发展与演变。在欧洲的语言史中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离散”与“统一”:当新教教会自罗马天主教教会分离出去时,凭借世俗权力的支持,并且得益于印刷术的发展,地方语言兴起,较之统一的拉丁语而言,语言格局表现出了明显的离散趋向;印刷术同时又推动了地方语言的标准化,之后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对外扩张期间,语言格局又出现了统一的倾向。欧洲语言的地理边界一度处于变动之中。欧洲的语言史不是无分歧的单一线索,更不是一个进步的故事,若为它概括出一个主题,即是“向心力与离心力、趋同与散化、同化与抵制、纪律与自由、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不断的冲突”。本文中所用的语言“普世主义”、“王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权威模式,并无将欧洲语言史简化处理之意。采用这种看似线形的叙事逻辑,仅仅是为了突出不同时期语言政治的主题和首要特征,但并不否认反向因素的存在与作用。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前者的种种挑战,才构成了其发生和形成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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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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