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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苏北人家


□ 朱金晨

今年中秋,参加普陀山的一个笔会,除了与舒婷、薛家柱等众多熟人重逢叙旧外,还有一个欣喜的收获,那就是得知顾骧、卞毓方皆是苏北阜宁籍人士,与我同乡也。只是我出生在上海,至今未去过老家,有几次正擦边而过,想想那里已没什么亲朋,故未曾停下脚步。
这二位作家,也真与我有点“瓜葛”。做过周扬秘书的顾骧不但与我同县,还同镇,谈起沟登镇这方苏北的乡土,他神采飞扬,我自然是一脸茫然,却也洗耳恭听,父辈就是从那里跨出走向上海的。乡情乡俗曾是那么遥远,如今在顾老的叙述中又是这般亲近:三月浴着一片不红也不白的杏花雨,九月沐着一阵洁白的芦花的花絮……与健谈的顾骧不同,喜欢沉思的卞毓方,与他的脍炙人口的那些散文一样,说话中理性的味儿多了点,话不多却很到位。我是实在看不出他也是自小生长在上海,与我的旧的住处,隔着一条铁路,一个住在铁路北,一个栖宿铁路南。其实我这是九十步笑百步,他在上海生活七八年,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是无可厚非的。我在上海已度过五十多年了,不照样是一口夹着苏北音的上海话。那次,《温州晚报》老总刘文起到上海,在酒席上,十分不解地问我:你也算个老上海了,为什么还是一口夹生的上海话。我苦笑着告诉他,我所居住的闸北区是苏北人群集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曾被人称为“下只角”,又谓是“穷街”。“上只角”无疑是徐汇、卢湾那些小洋楼鳞次栉比的区域。
苏北人当初到上海,总先是一人来闯荡,继而拖儿挂女兄弟姐妹投奔,继而招来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很快就衍生出一个又一个苏北的“群落”,乡音中进乡音中出,连看戏也非是“江淮戏”不可,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能够像我这样讲上几句上海话已是不错的了,较之于父辈进步不少。而我们的后辈不会再像我们,他们工作、学习的范畴不再是区区那么一小块地方,早已走出穷街,一口标准的上海话,站在你的面前即使告诉你他是苏北籍人士,你也不会相信。其实,他们生于斯也,长于斯也,不就是标准的上海人吗?
卞毓方也曾谈起自小在上海,作为苏北人受人歧视的事情,当下我们都陷进了沉默。解放前苏北人逃难逃荒到上海滩,还不是因为干的尽是粗活、脏活,如码头工、清洁工、黄包车夫等,才被那些所谓的上海人瞧不起,令人气愤与痛苦的是解放后还有那么一些“习惯观念”,竟然还是歧视苏北人,有的滑稽戏演员,唱起滑稽还故意拉腔捏腔说起苏北话,作为笑料来引逗听众。不说其戏德,就是论其品行也是低下的。小时候,我常想,要是苏北人中也多出几个荣毅仁这样的资本家,看谁还敢小觑苏北人。当然旧社会,苏北人中也出了个“大名鼎鼎”的顾竹轩,黄金荣的门生,上海拉黄包车的总舵主,后来占有了共舞台大戏院,不过,这种上海大亨还是少出的为好。苏北人家再穷,也会保持自己清白的家风,再苦再累,也得培养自己的儿女子弟去学校读书。像我的父母,在我五岁那年,就让我搬着一只小板凳,到离我们家有一段路的三层楼那地方的一座私塾里读书了。读私塾所交的可是一笔不菲的学资呵,大人即使勒紧裤带也要积攒下这笔资金。小孩们也争气,在那样艰难的住室环境下,一个个成才了,有的考进了北大,有的考进了清华,像卞毓方进的是人民大学
门贴门,窗靠窗,有些人家只是一张薄薄的毛竹墙相隔,夜深了,连左邻右舍的打呼声也能听见。我们家临马路建造,在我们那个地方算是条件上等的,但有一次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栏目到我家来做我的节目:《穷街里走出的诗人》,说什么也不相信我在八十年代了,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矮小的阁楼里。
至今,我很怕回忆起父亲供我上学的情形。他一个人的工资六十多元,要养活七个子女,还要供他们读书。那一年,为了帮我配副近视眼镜,无奈之下将家里用了多年的一只华孚牌电风扇去旧货市场卖了,还加上家里养的一只老母鸡。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破碎了父亲让我上大学的希望,我给分配到崇明东风农场。在吴淞码头,我提着行李临上轮船之前,父亲踏着自行车赶来为我送行,什么话也没说,从袋里掏出一张五元钱,那时五元钱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放在我的手里。我却说什么也不愿拿上这钱,我知道这可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当我默默走上甲板,默默向岸上眺望时,只见父亲推着自行车,还站在原先送别我的地方。以后的日子,每每想到这个情景,我的心都快碎了,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心里压迫得很,很是酸楚,十分难受。可我,在他临终的那天,没能赶上在他闭上眼的前夕见他一面,我再也没有机会图报他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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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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