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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起釪的两次调动与《尚书》学研究


□ 王学典 李 梅

  在中国古代,《尚书》为“五经”之一,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文心雕龙•宗经》),具有“与天地为终始”的神圣地位,被历代帝王和士大夫视为政治和伦理典范,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近现代以来,《尚书》又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最古老的史书、政书、文章汇编,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乃至天文、地理、土壤、物产等的重要史料。1950年代,顾颉刚先生将《尚书》今译列入自己的《尚书》计划十种之后,学界就开始了对《尚书校释译论》一书的长久渴盼,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计划提出了怀疑。
  学界的殷殷期望,出于学术的迫切需要;旁观者的疑虑重重,则缘于整理《尚书》的现实困难。1999年10月,《尚书校释译论》完稿。2005年4月,《尚书校释译论》由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刘起釪两位先生共同署名。这套4册142万余字的宏著,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学界的海洋,虽没有激起喧闹的水花,却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尚书》学与经学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基石,并为思想史、哲学史以及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便是对于学界多年期盼与疑虑的完美答复。是书面世之时,顾先生已辞世近25年,而刘先生也已是88岁高龄。
  
  一、 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
  
  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曾两次奉命整理《尚书》。第一次是在1959年,顾先生所列1959年日记纲要中说:“自本年起,领导指定予整理《尚书》。点完必要之参考书。”顾颉刚身为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历史所应负有领导之责,由此后顾先生与中华书局领导金灿然、萧项平等人的书信来往看,中华书局也参与其事并提供便利条件。傅璇琮先生曾推测:“这当也是上级领导之命,光是历史所、中华书局是决定不了的。”至于中央是否还有指令,究竟是谁发出的指令,顾先生自己也不确定。
  1959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釪,刘起釪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就此开始了。
  刘起釪是顾颉刚1940年代在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职时的学生。当时中央大学教授阵营十分强大,文学院历史系系主任为金毓黻先生,教授有丁山、张贵永、沈刚伯、郭廷以、蒋孟引、白寿彝、蒋复璁、贺昌群、韩儒林诸先生及顾颉刚先生等。中文系有汪辟疆、罗根泽等先生,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为伍俶傥,史地系主任为缪凤林,理学院有辛树帜、欧阳翥、胡焕庸等先生。而刘起釪对顾先生最为钦敬,“感觉到他胸怀闳廓醇厚,从他问学如坐春风,恢恢乎有学术广渊之乐”。在顾颉刚的劝说下,他放弃了桐城文章与选体诗文,扭转了人生努力的方向:做学人,不做文人。1945年中央大学毕业后,刘起釪又追随顾颉刚读研究生,1947年研究生毕业后,刘起釪为了可以继续读书,选择去国史馆工作。然而事与愿违,仅隔两年,1951年国史馆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刘起釪担任组长,整理现代档案史料。他曾这样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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