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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外交的理论与机制


□ 雷颐

  只有经过公共辩论产生的外交决策,才能真正称之为公众参与外交

  外交、涉外政策和事务一直是中国决策机制中集权度最高的领域。不过,2010年9月3日,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在《中国外交2009》的首发式上接受中新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

  外交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也关乎国民福祉,本应有公众参与。但长期以来,外交被厚厚的神秘色彩覆盖,公众只知道结果,不知道或极少知道决策的过程,更难对外交决策、政策规划产生影响。现在,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外交从公众不得置喙的禁区到公共参与,这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确实是巨大进步。但是,外交的公众参与并非易事,需要一整套深刻甚至有些抽象的理论为其支持,需要一整套机制为其制度保障。

  公共领域

  外交的公众参与是指公众、民意对国家的外交政策、甚至基本对外战略发生影响。但是,外交的公众参与不能简单等同于完全听从民间舆论、听从民意。只有经过公共领域的讨论、争辩,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间舆论和民意。换言之,真正的民间舆论和民意只有在公共领域的平台上才能产生。所以,公众参与外交的关键其实在公共领域。

  20世纪60年代,作为晚期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他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公众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这便是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首先把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对此概念作了历史起源追溯。他认为,历史地看,公共领域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代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公共领域、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他认为,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是指城邦及其以政治生活为本质内容的公共生活。公共领域为自由民所共有,与每一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明确区分。这种公共生活主要是在广场上进行,形成特殊的广场文化。公共领域建立在对话(又分为采取讨论和诉讼形式)和共同活动的实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竞技)之上。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第二种形态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庄园由自己支配,封建领主的所有权作为一切统治权的总和,所以,不存在古希腊城邦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作为制度范畴的、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领域,在封建社会不存在。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欧洲封建制度的某些特征,如君主印玺、国王王权,仍具有某种特殊含意的公共性。因为在中世纪,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所有者,其臣民被他代表、或者说被他体现了。所以,以国王、宫廷为核心,在封建领主、贵族等统治阶层中产生、发展出一套在公共场所表现的标志,包括印玺、权杖、纹章及各种繁文缛节,这一切都是为了显示其高度的“代表性”。因此,哈贝马斯将其称为“代表型公共领域”。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认为自己是“公域”也是“私域”的代表,是“公”与“私”的总和,因此是不容质疑和讨论的,公众只能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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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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