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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那两年


李清泉老师离开《北京文学》30年了。这一次,他却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10年2月9日,北京,天阴沉沉的,很冷。我搭北京文学月刊社的车去八宝山参加李清泉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仪式10点钟开始,我们9点多钟到,领了一份老师的生平介绍坐在休息室里捧读:“……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作家李清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2月3日17时1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编辑家”三字,撞开了我记忆的一扇窗,使我想起了30年前的一件事。
  记得,那是1980年岁末,北京也是这样冷。厦门鼓浪屿却是另一番风景,树绿花红,气候宜人,有全国17家主要文学月刊负责人参加的一个会议在此召开。会议期间,与会者议定一件事:成立编辑家协会,创办《编辑家》刊物,推出编辑名家,大家一致公认首推《北京文学》的李清泉。
  可李清泉并没与会。
  李清泉是1978年下半年被临时任命主持《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前名为《北京文艺》,为叙述方便,后文皆称《北京文学》)工作的,1981年初调离,满打满算也就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可就是这两年多,刊物万象更新,佳作迭出,新人频现,众人关注,被誉为全国文坛的“甲级队”。《北京文学》上所发表的佳作,至今仍为文坛津津乐道:方之的《内奸》、锦云的《笨人王老大》、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那五》、王蒙的《风筝飘带》、汪曾祺的《受戒》、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辘轳把胡同九号》……这些作品多获全国优秀作品奖;有的虽没获奖,却誉满文坛。像《受戒》,就是在那次鼓浪屿的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1980年度全国最优秀的一个短篇小说。正是这篇小说确立了汪曾祺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篇小说,是李清泉从一次“思想动向汇报会”上“淘来的”。上级主管领导召集会,要听文艺界的“思想动向”。有人汇报说,编剧汪曾祺不写剧本写小说,而且写的是小和尚谈恋爱,也不发表,在同事之间传着看。李清泉在上世纪40年代看过汪曾祺的作品,对他有印象,就托人把这篇小说稿要了来。看后,认为作品写得好,纯情至美,决定在10月号上发表。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文坛是乍暖还寒。连作者汪曾祺本人都觉得发表会有一定风险。果然,这“全国最优秀的一个短篇小说”在随后的评奖中名落孙山,这并不是说评委们不识货,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据说,1981年初评奖时,终评委们在会前议论时,交口称赞《受戒》写得好、称赞李清泉有胆识,但《受戒》却未能进入获奖名单。这是时代留给中国文坛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
  《北京文学》那时发表的许多佳作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而且不少与李清泉有关。被称为“一篇真正的‘人学’杰作”的《内奸》也是李清泉“捡来的”。那是李清泉来《北京文学》不久,有一天他听编辑说,有个作家写了一篇小说,给了几家刊物都被退回,原因一是作品的主人公不是工农兵是个商人,而且是“一个正面人物,一个比某些共产党员还要正派,还要有血性,还要有良心的爱国商人”;二是作者方之1957年有“反党小集团”问题,至今没解决。编辑问这样的作品我们要不要,李清泉说要。《内奸》通过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沉痛地记述了一个进步商人的遭遇。李清泉看后,认为这篇作品除了新鲜的题材、深刻的主题和鲜明的艺术形象外,还有一种多年来别的短篇小说所缺乏的东西——民族化的艺术风格,于是决定发,而且是发在1979年3月号的小说头条。《内奸》后来获得了当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顺便说一句,李清泉的“右派”问题是1979年3月份平反的,在他决定刊发《内奸》的时候,头上还戴着那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曾经做过编辑的著名评论家、作家蓝翎有感而发:“文艺的生命是真实,作者必须说真话,不能用假话骗读者,骗人民,骗历史。文艺刊物也应说真话,可是要说真话并不容易,至少比作家要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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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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