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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直以来,文学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记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成为人类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永远也无法剥离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双重规约。为了有效梳理文学与记忆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文学创作的这一本源问题,由暨南大学国家211重点工程“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举办的“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2月5—6日在该校召开,来自全国的一些著名作家、学术刊物编辑和高校学者30余人,围绕着本次会议的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
  
  一 记忆的非稳定性与文学的丰富性
  
  记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特殊形式或载体,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文学创作关注的重要目标。它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环境乃至人们观念的变化,呈现出丰富的可塑性,文学也会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作家毕飞字就认为,记忆具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一是道德化的修正。譬如,我们在叙述某次打架事件时,常常会首先说明被打的那个家伙不是东西,该打,以证明自己打人是正当的。这种道德上的修正是不自觉的,道德的需要很快就使我们的记忆变形了。记忆是利己的,它不可能具备春秋笔法,它做不到不虚美、不掩恶。记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类的利己原则,这是人性的特征之一。二是美学化的倾向。他同样以打架为例说道,当打架者不断重复自己的打架经历时,人们会发现,打架者的每一次叙述都要添加一点东西,说到最后,差不多把自己说成金庸小说里的武功高手了。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故事被参与者越说越精彩,戏剧性越来越强。藉此,毕飞宇强调,记忆一旦遇到当事人的叙述,就会脱离事态的真相,离虚构越来越近,从某些意义上说,与文学也就越来越近。它们都具有虚构的倾向。作家苏童也认为,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寻回丢失的记忆。很多作家在不停地从事写作,其实是在完成一次次的记忆回访,希望找到那个被遮蔽的世界。但个人记忆并不一定那么可信,写作的奇妙就是在修补记忆的过程中促成了记忆的变形,这种变形具有某种弹性,带来了文学的奇妙和优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董之林认为,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记忆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记忆投射在叙事之中,它会因为作家的个体差别,不断地发生增殖、变形甚至扭曲。同一时代的人,面对同一时代的事,甚至是同一件事,通过各自不同的叙述,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给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表明,人类的记忆就像知识的生产过程一样,总是饱含了丰富的增量式变化。正是它的不断变化,增强了文学表达的丰富性。此外,记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英国《金融时报》上有位心理学家曾说,记忆实际上和人类情绪有很大关系。他把人类情绪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面的,一类是负面的。正面的包括喜悦、兴奋、激动,负面的就是悲伤、愤怒、压抑。通过实验,他最后得出结论,人在情绪高涨时,往往会调动以往的知识和经验,突出记忆的感性特质,而当人处在抑郁时,理性的思考要更深刻一些,注重记忆的思想性。这从心理学上表明,人类对自身记忆的激活和复述,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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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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