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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马”文论看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


□ 张永清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这种必然性主要体现为:首先,它来自于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其次,它来自于时代与现实的迫切需要,这种迫切性促使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等对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作出具有理论穿透力的剖析与论断,再次,它来自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施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我们所处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环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这一使命与职责,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我们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这一问题主要包括“话语形态”、“当代”、“建构”三个关键词。从话语形态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毋庸置疑具有历史性,时代在变,社会心理、人的观念也在变,话语及其言说方式必然也会随之变化。比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话语形态上就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样,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也应迥异于前两者的话语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不同理论及其代表人物之间也会呈现出显著差异,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而且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德国的马尔库塞等之间的话语形态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没有话语形态?笼统地讲,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仅是有,而且有很多种话语形态,诸如经典的、西方的、东欧的、英国的、美国的等等。不过,如果在那个问题前面加上“中国自己的”这~限定词,问题的答案就会与此前的相反:还不完全有!当然,这样的结论会令我们十分懊恼。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如同我们在经济改革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成就被概括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是否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领域创造出了并让“他者”与我们一起分享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诚然,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比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威廉斯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改造作家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深入群众生活、同群众生活打成一片等的主张概括为“结合”理论,认为这是其独特的理论贡献。此外,之所以将“当代”这一关键词置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之前,就是要格外强调其话语形态的“当代性”,强调这种话语形态不是僵化的、守旧的“陈词滥调”,而是充满活力、具有鲜活时代气息的理论洞察及其“表意策略”。众所周知,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得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与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应对、解决有赖于其所处时代“适时”提出的话语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当代性”理所当然地具有“中国性”、“民族性”、“时代性”等诸多意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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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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