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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小说:温暖的河流


□ 陈应松

在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一条河流:峡谷中的龙船河,“蜿蜒九滩十八湾,依次经过苦竹、夫妻、老鹰三峡,最后汇入长江。那河看似纤细实际奇险刁钻,河上礁石如水怪獠牙狰狞参差不齐,水流变幻莫测,时而深沉回旋织出串串漩涡,时而奔腾狂躁如一束束雪青的箭簇”(见中篇《撒忧的龙船河》)。这条河有狂野,也有幽秀。就像我们见过的鄂西的一些河流。在这条河流中和河两岸生活的人们,有着河流的诸多特征与品质,女人们水灵灵的,纤细中见喧腾,敢歌敢吟;男人们深沉无言,雄健粗放,亦有柔情如水之时。水洗过浪劈过一样的人群——当然是叶梅笔下的人物。也不仅仅是人物。分析一个作家的小说,是作家作品中所有内容给带来的一种强烈印象,一种冲击的最悸动点,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一条河流——在阳光下晶晶闪动的野河,她流淌的声音,她的壮丽之处,她的令人眩目也振聋发聩的魅力。
这就很明确了,叶梅小说叙述的节奏感,流畅而明亮,每一个缝隙都填满了阳光,在将人物的行动和对白连在一起时,其流畅中呈现出来的婉转和干脆,又是令人吃惊的;它的对白就如那些飞溅盛开的浪花,碎玉裂帛般地响亮,强烈的乐感和回声总是萦绕在阅读者的耳畔,久久不肯散去;它的故事和情节的雄性处理,也如飞舟下滩,让人眼花缭乱又自信沉稳。而且,这些人物为他(她)们自己准备的命运,就算是悲剧,也是哀而不伤,充满着生死豁达的暖意,好像只要是发生在这条优美的河流上的,一切都是可以原谅和值得赞美的。因此,叶梅的小说犹如一条温暖的河流,向我们讲述着远古,过去和现在,发生在这条河上的所有悲欢离合时,一股暖意从人的脚跟缓缓爬起,慢慢流溢遍全身。说到底,这条河——叶梅小说具有深厚的母性特征,即使沾染了一些男性素质,它传达给我们的也是具有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而不是恶和阴暗(虽然写了恶与阴暗)。它是如此地贴近那块土地给我们的感受:人、物、石头、流水、寨子、天空、天空中的声音、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外面世界的近乎痴情的向往、对民歌的沉醉,等等。
《黑蓼竹》讲述的是为一种民俗的承诺而坚守一生的故事。这个看起来如传说般的故事,主要想表现的是一个人对家乡眷恋的苦情,而那个竹女则是家乡一切美好东西的幻化。因此,黑竹做的咚咚喹,则是故乡记忆的一件诗意般的道具。最终的未成姻缘,是作者想将它的浪漫变成哀婉,诗意变成叹息的有意为之。一个远离故土时偶然带走的竹箫(咚咚喹),却必然造成了两个人的情感悲剧,这样的故事似乎只能发生在一条未被污染的深山河流上。请看吴先生在这咚咚喹的声音里听出的风景吧:“他眼前滑出家乡清绿幽凉的山,一条条白绸般晃动的溪水清凉地淌下来,浸润了一滩含浆的水花,淡紫、淡红、淡白,在清风中摇曳,这时便有一群群摇头晃尾的白鱼玲珑得数清了小刺,徐徐地游过来,在吴先生的小腿上咬啮,分明扯动了细细的汗毛,麻酥酥的痒痒传遍了全身。”这个故事因时空的转换而呈现出迷离恍惚的意境,但同样是在时光流逝的河岸上凝视河?雍水时的一种蕴藉。灵动的语言给这段残酷等待的岁月注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美,这便是河流的赐予。那个《龙船调》的歌声,则唱出了一个山里的美丽少女所特有的“妹娃要过河,哪个来背我”的青春期癔症。
像河中石头一样的实在的男人的生活故事,像云雾和浪花一样幻景般的女人的梦想,它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便是叶梅比较得心应手的一种写法。除上《黑蓼竹》,还有《最后的土司》、《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等。这当然只是一种大致的分类,但它们之间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
《最后的土司》可能是为土家地区的土司制度唱的一首悲怆而深沉的挽歌,故事同样具有传奇色彩。从大水中流来的美丽的哑女伍娘,像深山中的一个精灵,土司覃尧抚养了这个精灵,但这位土司因接触到了山外的世界,并不像另一类作品中描写的横蛮、愚昧、凶残的土司,而是有着一个新青年所具有的一切特征,懂得感情,比较理智,开通,传统的初夜权让他毫无愧疚地夺去了伍娘的贞操,但在那一刻,他骤然间发现了另一种男女之间的境界,使他对伍娘产生了没有任何观念介入的纯真感情。但是李安这个象征着异类文化的侵入者,在偶然闯进这个世界之后,爱与恨的冲突必然导致了一场罕见的命运风暴,人类文明也许就在这种血淋淋的争斗中向前推进了。浓郁的土家生活气息,梯玛的法事,舍巴日的血与火,舍巴堂前的鼓舞与祭祀,倒像是一个远古的悲凉的传说。其遒劲与刚烈的风格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壮观景象,很难相信,这一故事竟出自一位女性作家之手,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最后的土司》燃烧着一股野性的火焰,宣泄着一种河流的豪情,那么《花树花树》则像河流上晨雾的轻笼,细碎的浪语。首先要说的是,叶梅在描写鄂西土家女性方面,具有许多别人难以掌握的技巧,灵动和温婉的笔触常常只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女子呼之欲出。使用肢体语言(细节)和对白手法的高超,让行内人士不得不佩服。《花树花树》中昭女和瑛女姐妹两人迥异的命运,可能寄托了作家对鄂西山寨女性的一种殷切理想,一种痛彻忧思。虽然两姐妹的命运加入了作家的主观介入,但并不类型化,倒是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就得益于作家对生活细部的结实书写。在我看来,常常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为了达到小说的神奇感,而将人物的刻画过于浪漫化,显得缺乏生活实感,虚,浮,因而影响了作品的诚信度,想感染和打动读者已是很难了。但叶梅小说的生活化实际上表现作家的写作达到了某种高度,没有这种高度,作家很难在其它方面向前深入和推进。我们看到这篇小说中对昭女和瑛女的外观描写;对太劝昭女不要再读书,对昭女与爹在赶场途中巧遇乡长;对刘平娃去学校见昭女;对昭女与乡长的一系列感情瓜葛;对瑛女被那个贺幺叔所骗,又无可奈何的结局,都写得十分地特别、新鲜、生动、活跃,简直就是一些山野植物般的造型。每一天的山寨生活,磨面也好,赶场也好,说亲也好,煮饭剁猪草也好,哭嫁也好,都活灵活现。活灵活现这个词也许太俗了点,但又十分准确。这使得叶梅小说的现场感十分强烈,再用一个俗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得到这些的生活是在山寨里展开的,朦朦胧胧看得到他(她)们的身影,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画面感,好像云雾初开,寨子拉开了它的帐幕,山里的生活开始了。因此作为一种独特的,描写鄂西出寨的小说成立了。这种让我们产生的对某个地域生活的肯定感,是通过作家的一系列有别于他人的“表演”所呈现出来的,作家的本领在于:让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意象或是一个概念。请允许我插一句他人的现成话——法国批评家萨罗特说:“现在小说的主要问题在于从读者那里收回他旧有的贮存,尽一切可能把他吸引到作者的世界中来。”按照这样的要求,叶梅已经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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