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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研究还是看图说话?——评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


□ 李 玫

  汉代画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风格独特,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并且已经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对汉画像的研究路向,已经跳出了由金石学沿袭下来的以玩味欣赏为重的那套路数,不再只是孤立地对单张画像石、砖拓片收集、著录,而是深入发掘各种画像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努力寻找汉画像艺术与人的信念、理想之间的关系,努力理解汉画像所体现的思想史内涵,这便拓宽了汉画像研究的文化视角。这种继承并发展了的以图像为媒介的研究目标及方法包含了图像志(iconography)和图像学(iconology)两种学术科目,前者是对图像进行描述、分类,后者是对图像的解释方法。而汉画像中大量有关乐舞百戏的内容又成为音乐图像志(music iconography)及音乐图像学(music iconology)的研究对象。大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发表或出版的众多汉画像研究论著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对乐舞内容的研究解释,《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则是一本以汉画像中乐舞内容为主题的研究专著。读过之后,发现该著过分放大了这些图像在文化史阐释中所能担当的作用,没有学科理论的缜密思考和对图像及图像内容的全面分析,就急着下结论,称“汉画像中的音乐艺术形象……填补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的一些空白和不足”(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使本应平和理性的学术研究多了些口号式的过度拔高,同时也存在着学术规范欠缺的问题。
  《研究》的作者在拟定这个书名之初,就缺少学科方法论的思考,这直接导致全书的基本框架设计出了问题。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尽管在近两百年中,它的定义及疆域不断地被修正、补充并扩大,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指应用于音乐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法,它的范畴、目标及方法在历代的方法论激辩中越来越通透、具体。每一个音乐学的研究者在这个学科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一个点、一个位置、一个论阈,就可以有的放矢,思慎重之想,发严谨之言;反之就容易流于大而无当的侃谈。如果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材料对象——汉画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把它们聚焦在历史音乐学分类框架下的音乐史料——图像,以音乐图像志为指导方针,处理、分类统计及描述所有材料,以音乐图像学的理论方法解释这批材料在社会音乐文化中的意象功能等等,纲目清晰,其内涵与外延就可以组织起严谨的逻辑叙述,最终也就可以提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而该书冠了一顶“音乐学”的大帽子,势必使后边的写作支起一个过大的摊子,从目录看,全书三分之一的章目显得夸大:第九章“汉代音乐文化的发展特点”、第十章“汉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体系特征”、第十一章“汉代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因”、第十二章“汉代音乐文化的历史地位”。从这样一些与汉画像材料并不相称的宏大申论就可以看到此著名实难符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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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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