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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沛然出乎醇正


□ 刘 宁

  吴小如先生的学问,绝非古典文学一个学科所可范围。有人称他是“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的确,在文学研究之外,其京剧研究与书法艺术,也俱臻一流,近些年,他有感于社会文化之滑坡,做力却陈俗的呼吁,其声音更越出一己的书斋,进入公共文化的领域,然而究其学术的重心,还是在古典文学方面。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授古典文学达四十年,作为学者,已出版近二十种著述,主要是关于古代诗文与戏曲小说之研究。
  在古典文学领域,吴先生的研究也以其通达广博,而给人难以名状的感觉。讲文学史,他可以从《诗经》讲到梁启超;研究诗文,从先秦贯通于明清与近代,对戏曲小说也有深入的发掘。在学术日趋专门化的今天,这样的治学格局已经越来越成为空谷足音。博涉与专精,本为矛盾,但吴先生的研究,多自出手眼,精义纷披。学问上宫室既富,就往往使人难以识其门径;而吴先生的读书写作,没有一得之见,绝不落笔,宁可被人讥为“杂家”,也不愿堆砌芜辞以追求表面化的体系和完整,许多成果都出之以札记的形式,因此,其内在学术理路的认识,就更非浅尝所可得。
  吴先生的学术养根俟实于二十世纪,在这一世纪里,古典文学旧学新知,群星璀璨,一大批学术大师,以其深厚的学养,开拓出风光各异的研究道路,在学养广博深厚这一点上,吴先生取法前辈大师,并能得其仿佛,而在学术道路上,则有其独特的个性。具体来讲,他继承乾嘉考据学而益之以通贯古今的眼光,为中国传统的诗文批评之学打开新的格局。其研究在充分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融会新知,取精用宏,浩乎沛然而皆出于醇正。在经历了古典文学研究新声旧曲的喧哗之后,体会吴先生为学的独特境界,会有许多新的启发。
  
  一 通古今之变的考据学
  
  吴先生的学生陈丹晨教授,曾经称吴先生是“乾嘉学术最后的守望者”,的确,在诗文考证、字义训诂方面,吴先生有大量为学界瞩目的成果,其《读书丛札》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周一良诸先生,都给此书以高度评价,美国夏志清教授,曾经认为这本书,凡教中文的老师,当人手一册。
  其实,吴先生对考据学的态度,前后有过很大的变化。在四十年代为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所作的书评中,他认为“自有清乾嘉以来,帝王们存心遏塞学者的思想,文字狱的把戏屡次在社会上公演,弄得知识分子一个个噤若寒蝉,只想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于是朴学的风气便盛极一时,……直至清末,余风犹烈,凡文人欲求有所建树,也大抵先从考据下手,终亦必据考据名家,真有舍此非学问之概。至于义理辞章,都可撇开不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弊端吧”。
  吴先生早年对考据学如此的苛评,并非偶然。提到自己的学术成长道路,吴先生认为对自己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其父吴玉如先生、俞平伯先生以及自己的中学老师朱经畲先生。吴玉如先生为一代书家,学殖深厚。吴先生幼承庭训,于传统诗文打下坚实的基础;俞平伯先生绛帐恩深四十年,全面影响了吴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学老师朱经畲先生则是曾以学术上的新知,最先给吴先生以启迪。在其他先生讲《诗经》而必遵毛传郑笺的时候,朱先生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五四以后的新学术,知道了胡适、顾颉刚,知道了从清代姚际恒、方玉润以来,对《诗经》的新阐释,知道了古史辨派的观点,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年的吴先生深刻地感染了五四以来新的学术精神。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从五四以来新《诗经》学的方向,对《诗经》的重要问题做了新的发掘,吴先生在朱先生去世后,通过为此书撰写书评寄托哀思,其点评对朱先生学术之精要切中肯綮,今天读来仍极具启发意义。对学术新风尚的感染,还体现在吴先生对待现代文学的态度。二十世纪上半叶,治旧学的学者,常鄙薄新文学,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对同为联大教授的沈从文的偏见,即足以见出新旧间的畛域。吴先生在四十年代,对当时的新文学涉猎甚广,撰写过许多书评、评论,其中对穆旦、沈从文、张爱玲、萧乾、李健吾等人的评论,至今仍受到治现代文学者的关注,穆旦之《诗八首》,今天已成为各类新诗选本所必选的穆旦代表作,吴先生是最早阐扬其诗学价值的学者之一。
  五四以来的新学术,如古史辨派,其实与乾嘉之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加区别地斥乾嘉为旧学而一概抹倒,不过是对五四学术之真精神未能探本的皮相之论。吴先生在四十年代对考据学的态度,当然包含了很明显的局限,不过它更多地是反映了一个青年人在刚刚踏上学术之路时,积极感染学术新风气的热情。当热情中的幼稚被学术的成熟所弥补,热情就会变成照亮学术新格局的光芒。
  真正使吴先生意识到考据之重要的,是五十年代执北大教席时编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吴先生承担了前者的全部以及后者十分之八的篇目注释。他沉潜故训,研安字义,倾注了全部的精力。这两部书出版后因选材精当,注释详明可信而广受赞誉,而吴先生自己对考据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注释过程中,他对乾嘉时期戴、段、钱、王等人的代表著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自此之后,考据就被他视为学术不可或缺的基础。从五十年代出版《读人所常见书日札》,到八十年代《读书丛札》的出版,他在考据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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